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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名字。郑州桥北黄河岸边是我的出生地，出了村口就是黄河。少小时经常在黄河里游泳逮鱼、在黄河滩开荒割草。这个村寨在历史上及民国时期归原武县管辖，现在归原阳县管辖，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归哪里管辖就很难说了。我出生和少年生活的村庄，就像我在书中开头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古老的寨子，寨子里有不少姓氏几乎是百家姓，寨子里的关姓人口占了大多数。民国时期寨子里最大的财主是王家，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王家在民国时期曾经出了好几个县长和两个省级大官儿，迟了一些年头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历史原因王家破败了。我少年时这个寨子就有一千多口人，现在人口就更多了。我清楚地记得，环绕村庄宽厚的黄土寨墙有序排列着许多寨垛，寨墙上长满了杂树和荆棘藤蔓，虽然没有青砖砌的城墙威武雄壮，但显露出一种自然的野趣。寨墙虽然经过土匪和军阀的炮火轰击已经破败不堪，但一直存在到1970年，后来由于人口膨胀被村民彻底地毁掉了，在寨基上盖了不少民居，从此再也看不到像城堡一样的古寨了，真是可惜！
写作前和写作中参阅了不少20世纪30年代前后关于中原地区的历史资料，有些方面没有资料可查，只能凭民间传说加上作者的想象来演绎了。书中涉及的某些知名历史人物，我从民国时期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以后的历史书籍中，反复进行对比琢磨和掂量，写作十分谨慎。对某些人物的文学阐述和艺术刻画，是出于自己对生活和人性的感悟与理解，这些感悟和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对世界认识的个人倾向和局限。对涉及的民国期间某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也并非完全按照专家权威的“正史”定论人云亦云，有选择地采用了民间口碑相传的“野史”相关说法儿。有些民间“野史”可能要比“正史”更真实一些，但也尽量做到能符合基本历史事实，最起码不能颠倒历史。读者也知道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教科书，读者阅读这部作品只当做看讲故事的小说为妥。
作品中展示的有些地域性的历史事件和灾难，比如那年土匪农历三月初三攻打古寨，两县相邻的两个村庄为争夺滩地的大规模械斗，蝗虫在黄河滩大规模地泛滥、向黄河以北对庄稼树木疯狂地肆虐，以及军阀开展的中原大战对古寨的毁坏，都真真实实发生过。就连一对母子在黄河边儿夜以继日守望打捞她们的亲人这样催人泪下的事情，以前在古寨村里也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书中塑造的那些主人公们，特别是胡黑蛋的一帮农民兄弟劫道官府倒卖的灾粮、官府对他们的血腥屠杀，虽然民国时期的原武县志没有文字记载，但当地民间多有传说，甚至民间的说书人还把这一杀戮事件编做了唱本。不过在某些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在文学叙述的某些细节上有作者较为合理的虚构成分，这都源于作者对故事的发展及人物活动的感悟和想象，毕竟小说不是史记。书中的人物大多有原型，只是姓名和身份被作者改变了一些，是考虑到有的人物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的后人依然健在，以避免引起可能出现的是非纠扯，亦是对逝者与生者的尊重。
第一部长篇小说《审狼》写的是黄河，这部书写的依然是黄河的故事，因为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黄河水就像母亲的乳汁儿，那种滋养和味道终生难忘。不仅如此，还因为在我少年记忆力最强旺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黄河滩度过的，对黄河的耳濡目染和听长辈人诉说有关黄河的故事，记忆得特别清楚和牢固，尽管过去了许多年，如今还在记忆里清晰地储存着。写来写去离不开黄河，除了黄河的故事脑子里就没多少东西了。也许我难以忘怀的黄河和黄河滩，就是支撑我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和厚实肥沃的土壤。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路，人走过的路都不一样，没有相同的路，也就没有相同的经历。
一般说来描写人物故事的作品的风格都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经历，作者的经历很可能决定作品的风格和倾向，没有那样的经历要写出那样风格和倾向的作品是很难的，除非是按照历史版本演绎历史。作者要想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纯粹当一个旁观者也是很难的。所以不少文学作品，细心的读者会从中看到作者的影子，那是作者下意识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经历或多或少移化到了作品的人物身上。尽管作者的经历与故事的发生不是一个历史时段，但那也不妨碍作者潜移默化地用合适的语言和描述来移化，可这往往并非出于作者的本意。这也难怪，作者写作很难摆脱在自己的经历中所产生的思想情感和认识倾向。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断断续续的苦涩和悲哀中度过的，那时候很少有快乐的时光，饥寒多于温饱，可恰恰对童年和家庭的苦难生活记忆犹新。这些记忆就像一把苦盐撒在了心坎上，直到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心里苦咸苦咸的；有时正写着忽然悲从心来，只好点燃一支香烟平抑一下情绪继续写作。尽管现在的生活相比以前幸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