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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租界余晖里的梦残(第1/2页)
一
上海，公共租界，北山路（今山西南路）的一座旧式石库门宅院，门楣上早已不见“北山楼”的匾额，只余下曾经悬挂过匾额的淡淡印痕，活像一道褪色的伤疤。
光绪三十二年晚秋的一天，吴保初蜷缩在二楼书房一张宽大的西洋丝绒沙发里，身上盖着一条半旧的英国毛毯。午后稀薄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他浮肿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他手中拿着一份《时报》，上面刊登着朝廷“预备立宪”的上谕，以及各地“立宪公会”纷纷成立的消息。那些激昂的社论、热闹的集会报道，在他眼中却只化作一片模糊跳动的黑点。
“立宪……宪政……”他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痰音，“戊戌年欲行而未得，如今倒成了时髦。”一丝讥诮的苦笑爬上嘴角，随即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他慌忙抓起放置在茶几脚下的痰盂，呕出几口带着血丝的浓痰。
自科举废除的消息如最后一记重锤，将他心中那点残存的、对旧秩序价值的幻想彻底击碎后，吴保初便似被抽去了脊骨。起初还有过短暂的、病态的亢奋，觉得“大家终于都一样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重的虚无与身体迅速的垮塌。胸闷、气喘等老毛病愈发严重，且出现频繁咯血的症状。中医、西医请遍，洋药、土方试尽，效果寥寥。医生私下对老仆说，此病根在“郁结”，非药石所能全功。
他不再出门，甚至很少下楼。北山楼的沙龙早已成为陈年旧梦，当年高谈阔论的客厅如今空旷冷清。偶尔有旧友来访，多是些与他境遇相似、在新时代找不到位置的遗老或失意文人，相对唏嘘一番，喝几盏闷酒，说些“一代不如一代”、“斯文扫地”的牢骚话，然后各自散去，留下更深的寂寥。
更让他难堪的是生计日蹙。“轻车都尉”的虚衔早已没有俸禄，祖产在安徽老家，多年来疏于经营，收入微薄。加之在大都市生活开支浩繁，坐吃山空，昔日积蓄已所剩无几。他放不下架子变卖收藏的字画古玩，那是他最后一点体面的象征，但心中清楚，那不过是迟早的事。
楼梯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是他的嗣子吴炎世。十八岁的少年身材高大，却有些虚胖，穿着时兴的西装裤、脚上蹬着皮鞋，上身却罩着一件不甚合体的旧式绸衫，显得不伦不类。他手中拿着一封电报，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不耐烦与隐约兴奋的神色。
“父亲，安庆来的电报。”吴炎世将电报递过去，并未多看嗣父憔悴的病容，目光在书房里那些陈旧摆设上一扫而过，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吴保初费力地坐直些，接过电报。是族中一位叔父发来的，言及家乡拟筹办“庐州府中学堂”，需延揽“通达时务、有名望”之士主持或任教，询问吴保初是否有意返乡“造福桑梓”，并暗示若能回乡，族中可设法凑集些“束脩”，且老家生活俭省，易于将养病体。
“回乡……教书？”吴保初的手指微微发抖。这邀请背后，是族人对他在上海潦倒境况的知晓与含蓄的救济之意。让他这个曾经“名动公卿”的四公子之一，去家乡新学堂做个教书先生？这对他残存的自尊，无疑是又一记耳光。
“你怎么看？”他下意识地问嗣子，话出口便有些后悔。
吴炎世耸耸肩：“回去也好。上海米珠薪桂，父亲这病又需静养。老家虽闭塞，花费终是少些。再说了，”他语气变得有些刻薄，“父亲在这上海滩，如今还有谁认得？回去教书，好歹算个正经事由，族里人面上也好看些。总强过……强过在这屋里日日咳血，空耗钱财。”
这话如针般刺入吴保初心底。他看着嗣子那张与自己毫无相似之处、写满现实算计与不耐烦的脸，忽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这就是他精心过继、指望传承家业的儿子？吴家血脉的纽带，在时代的碾压与日常的消磨下，竟已薄脆如纸。
“你……你出去。”吴保初闭上眼，挥挥手，声音疲惫至极。
吴炎世撇撇嘴，转身就走，脚步声咚咚下楼，毫无留恋。
二
书房重归寂静，只有吴保初粗重的喘息声。他挣扎着起身，踉跄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干燥的、带着黄浦江水腥气的秋风吹进来，吹动他花白的鬓发。楼下弄堂里，人力车叮当作响，小贩吆喝声、留声机里咿呀的戏曲声、偶尔驶过的汽车喇叭声交织成一片，那是属于新时代的、与他关联不大的喧嚣。
他的目光落在对面街角新开张的一家“文明书局”橱窗里，那里有新出版的《法意》、《原富》等严译名著，以及一些封面花哨的“新小说”。几个穿着学生装的青年正在橱窗前驻足翻看，神情专注而热切。
他想起了女儿吴弱男。她已经很少回家了。最后一次见她，是去年岁末，她回来取些旧物。她剪了更短的头发，穿着一身干净的蓝绸旗袍，外面罩着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