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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组长，邮递员刚才来过了，有陈秀兰的一封信。”
被服厂车间里，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连成一片。秦瑶正蹲在角落里检查一批新到的布料，听到这话，手里的布料边角一折，站了起来。
“信？谁寄来的？”
“不知道，信封上没写寄件人，就写了个部队番号。邮递员说是从云南那边寄过来的。”
云南。
赵伟健的部队驻地。
秦瑶拍了拍手上的线头，往车间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陈秀兰坐在靠窗的第三个工位上，正低着头踩缝纫机，手里送着布料，动作比刚进厂的时候熟练了不少。
她还不知道。
秦瑶把信从传达室拿过来，翻了翻。普通的牛皮纸信封，邮票贴得端端正正，收信人写的是“大溪军区被服厂陈秀兰收”。
字迹不算好看，笔画硬得很，一看就是部队里写惯了的那种横平竖直。
秦瑶把信封举起来对着光看了一眼。里面就一张纸，薄薄的。
她没拆。这是陈秀兰的信，她没权利拆。
中午休息的时候，秦瑶把信递给了陈秀兰。
“你的信。”
陈秀兰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她翻过来看了看信封上的字，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下去了。
“是……伟健寄的？”
“信封上写的部队番号，你自己看。”
陈秀兰把信封攥在手里，没有当场拆。她抬头看了看车间里还在吃饭聊天的其他女工，把筷子放下，端着饭盒站了起来。
“我去后院看看。”
秦瑶没拦她，也没跟上去。
被服厂的后院不大，靠墙堆了几捆还没拆封的棉花包，角落里有一棵歪脖子枣树，叶子快掉光了，树下搁着两把破竹椅。
陈秀兰坐在竹椅上，把饭盒放在膝盖上，双手捏着信封。
她的手指顺着封口的边缘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
信封糊得很紧，用的是浆糊，干了以后硬邦邦的。她扯了两下没扯开，指甲钻进去抠了一个口子，才把封口撕开了。
里面果然只有一张纸。
对折了两折的那种薄信纸，军用的，带横格线。
她展开来。
纸上只有一行字。
写在信纸的正中间，上下都是空白。
“妈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别给我丢人。”
十五个字。
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没有“秀兰”的称呼，没有问她过得好不好，没有说任何别的事。
就这一行。
陈秀兰拿着那张纸，坐在竹椅上，一动不动。
十月底的风从院墙外头灌进来，把她耳边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的。她的饭盒还搁在膝盖上，里面的菜汤凉了，飘着一层薄薄的油花。
她把那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每看一遍，手指都收紧一分。
到第三遍的时候，她的手已经把信纸的边角攥出了褶子。
她没哭出声。
眼泪是自己掉下来的。一滴，两滴。砸在信纸上，把“丢人”两个字的墨迹洇开了，变成两团灰蓝色的水渍。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擦完又掉。
她不是不知道赵伟健是什么人。三年了，她早就知道了。
当初嫁过来的时候，赵伟健在家待了七天假，七天里跟她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她记得很清楚，因为她数过。
第一天：你以后听我妈的话。
第二天到第六天：嗯。哦。吃了。没事。
第七天，他提着包出门回部队的时候说了一句：家里的事你看着办。
看着办。
什么叫看着办？
婆婆不给她饭吃叫看着办，婆婆拿她当免费保姆叫看着办，婆婆动不动骂她丧门星叫看着办。
她写过两封信给赵伟健。第一封写了三页纸，说家里的情况，说婆婆对她的态度，说她过得不好。回信等了四十天，收到的是几件换季的旧军装和一包红糖，信纸都没有。
第二封她学聪明了，只写了半页，挑重点说。等了两个月，连红糖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她不写了。
赵老太倒是写过。上个月陈秀兰进了被服厂之后，赵老太在家闹了一通，说媳妇翅膀硬了，不听话了，出去抛头露面，丢赵家的脸。陈秀兰没搭理她，赵老太就放了话——“我写信告诉我儿子，让他管管你！”
陈秀兰当时没当回事。赵老太不识字，写信得求人，求人就得看人家有没有空。军区家属院里识字的军嫂多的是，但愿意帮赵老太写信告状的，不一定有几个。
没想到赵老太还真找到人写了。
而且赵伟健还真回了。
回了这么一行。
陈秀兰坐在那棵枣树下面，攥着信纸，眼泪一直掉。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