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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会回来摘柿子，他忙，没时间。就算有时间，他也不愿意。他嫌涩。也许柿子树会在某个秋天，结满树的红果子，没有人摘。烂在树上，掉在地上，种子钻进土里，长出新的苗。新苗没人管，也许会被羊啃了，也许会被风刮断，也许会长大，也许不会。柿子树不在乎。它只管结它的柿子。有没有人摘，是人的事，不是它的事。
陈念远七十五岁那年，摔了一跤，腿骨折了。躺在医院里，动不了。陈一阳从省城赶回来，在病床前守了三天。陈念远拉着儿子的手，说：“一阳，今年的柿子，你帮我摘。”陈一阳说：“爸，我不认识那棵树。”陈念远说：“你认识。院子里的那棵，你小时候在树下玩过。”陈一阳沉默了。他当然认识那棵树。他只是在逃避。他不想摘柿子，因为摘柿子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是边关的人。他是省城的人，有省城的户口、省城的房子、省城的车。他不想回边关。边关太穷了，太偏僻了，太没有前途了。
陈念远知道儿子在想什么，没有再说话。
那年秋天，柿子树红了。没有人摘。柿子熟透了，掉在地上，摔烂了，引来一群蚂蚁。蚂蚁吃不完，柿子烂在土里，变成了肥料。柿子树吸收了这些肥料，第二年长得更壮了。
陈念远腿好了以后，拄着拐杖走到柿子树下，看着满地的烂柿子，站了很久。他没有怪儿子，他只是觉得，这棵树，可能等不到他想等的人了。
陈念远八十三岁那年，孙子陈思远从北京回来看他。陈思远在北京上大学，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他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陈念远。小时候，爷爷给他讲老祖宗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听了一遍又一遍。听着听着，就听进了心里。他想弄明白，老祖宗到底是谁，大梁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学了历史。
陈思远回来的那天，柿子正好红了。陈念远坐在院子里，指着树上的柿子，说：“思远，摘一个尝尝。”陈思远踮起脚尖，摘了一个最红的，咬了一大口。嚼了两下，皱起了眉头。
“涩。”他说。
“再嚼。”陈念远说。
陈思远又嚼了几下，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他又嚼了几下，嚼着嚼着，忽然笑了。
“吃到甜了？”陈念远问。
“吃到了。”陈思远说，“涩完是甜的，藏得很深。”
陈念远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等了一辈子，终于等到了。
陈思远把剩下的柿子一口一口吃完，连皮都没剩。他舔了舔嘴唇，说：“爷爷，这柿子和我在北京吃的不一样。北京的柿子太甜了，这个有层次。先涩后甜，像……”他想了想，“像老祖宗这个人。”
陈念远笑了。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老祖宗这个人，第一口咬下去是涩的，处久了才知道，涩味底下是甜的。”他爷爷的爷爷，也是这样说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是柿子，是尝柿子的方法。先涩后甜。涩在前，甜在后。涩是涩，甜是甜。涩不是坏，甜不是好。涩和甜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味道。
陈思远吃完柿子，擦了擦嘴，说：“爷爷，我毕业论文想写老祖宗。”陈念远看着他，问：“有资料吗？史料上什么都没有。”陈思远说：“有。博物馆里的那些文物，就是最好的史料。铁匣子里的信，狼主的信，墓里的那捧荞麦粒。这些东西，比正史还正。”陈念远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陈思远在边关住了半个月。他每天都去博物馆，在展厅里待很久。他把每一件展品都拍了照，做了详细的笔记。他还去了那片荞麦地，蹲在地头，看着荞麦花在风中摇曳。他掐了一朵，夹在笔记本里。他去找了王老面的孙子，吃了一碗荞麦面。他去了陈家历代守墓人的墓地，一座一座地看，把墓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抄下来。他发现，陈家守墓的人，名字里都带着一个“义”字、一个“守”字、一个“念”字。义，是陈义，第一代守墓人。守，是守墓的意思。念，是思念的意思。一代一代，名字里藏着他们和老祖宗的关系。
陈思远走的那天，陈念远送他到门口。陈思远背着书包，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柿子树。柿子还挂在枝头，红彤彤的，像一盏盏小灯笼。
“爷爷，明年我还回来。”他说。
“好。”陈念远说，“柿子给你留着。”
陈思远笑了笑，转身走了。陈念远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他揉了揉眼睛，不是哭，是风迷了眼。
风吹过来，柿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说：明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