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 告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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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在中国的上海，仍旧处于固定的平静和繁荣之中。这个新兴的城市，已经展现出了自己魔都的魅力，开始像一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整个江南地区的财富、人才和风物向此集中。仅唐清贸易一项，就使得这座都市保持着极大的繁华。每天都有来自于各地的数百成千的商家，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伙计和工人们，要么带来各地的特产，要么兴高采烈地运走来自大唐的各类商品。商品经济已经萌芽的江南人，越来越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唐货。特别是来自大唐的低价布匹，在江南倾销，而破产的手工业者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工作，而此时上海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工作机会和机遇的城市，大量谋求生计的失业者前往上海谋生路。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后是被大唐的“人贩子”给忽悠到大唐本土或者其他的海外领，变成了一个移民。
    即便是清廷，也多少有些满意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崛起。上海带动的整个江南经济，也促进了清国的税收。即便由于之前的贷款，清国关税收入现在主要落在了唐人口袋，用于还债，不过由唐人指导的嘉庆新政中，清人对于税务的改革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原本的契税，全面转变为了现在的印花税，无论是农民买卖土地，还是商人进行货物的交易签订合同，都需要缴纳印花税。因为商业活动的激增，加上合同的强制性订立，使得印花税的缴纳数额也出现了激增。再者就是商税，嘉庆新政下，对于全国商税进行了统一，并且规避了诸多下层官员吃拿卡要的弊端。使得商税也逐渐地发展起来。
    嘉庆新政中一大政策，就是废除各地所涉关卡，并且不再向过往商户收取过关费用以及要求身份证明等。这种新政策自然就推动了人口和财货的流动。当然也为唐人获得移民提供了一些附带便利。
    嘉庆二年年初，苏州商人梁某在上税时。被当地税务官员勒索，要求孝敬。这位梁商人不是什么有后台的，不过与唐人做生意一年有余，从来没有被唐人官员勒索过，不忿在本乡本土被贪官勒索，结果直接举报到了都察院。原本这种事情都察院是不打算管的，可是不知怎的，上海的唐人官方也对此表示了关切。甚至上海的《申报》还专门刊文，表明有苏州商人状告当地税务官员到地方都察院，事情最后不可避免地闹大了，而且还最终惊动了嘉庆。
    嘉庆从还是皇子的时候，就痛恨各种贪官，此时听到这种动静，立即从京里就下了折子，要求苏州都察院速速办理此案，查实证据，对犯案者严惩不贷。要知道现在皇帝可是有自己的电报局了。一纸电报就直接拍到了苏州都察院。苏州都察院那帮御史们，大都是旧官僚，虽然做着新业务。但是还是旧常态。可一见皇帝的旨意都下了，甚至省都察院还派了御史专门过来，不敢怠慢，在三日内就完成了证据收集，并在苏州大理院（法院）提起了对涉事税务官员的公诉。
    大理院立即开庭，以年前颁布的新法为根据，直接给那些勒索贿赂的税务官判刑，整个过程雷厉风行，速度极快。因此。嘉庆还大为满意，对苏州都察院和大理院的办事效率进行了嘉奖。当然暗地里嘉庆还是有些不够满意。那就是他对于这起案件以及类似案件，最多只有过问的能力。而如何断案判案，他皇帝是说了不算的。要是由着嘉庆的性子，不管是贪多少，嘉庆都是要将其斩首的。现在大理院依法量刑，也就是判个十几年外加充军流放的样子。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苏州勒索税务官案”像是一个引子一样，一大群以江南和广东商人为主的商人们，惊喜地发现告官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之后，受了气的他们开始向各地的都察院不断地提交材料，状告一些地方官员对他们进行索贿。也怪实在有些清官贪污起来实在不要脸，居然会留下一大堆金额有问题的完税单据，或者其他的收据一类的东西。哪个地方都察院要是不受理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捅到北京那边去。唐人在特区开的报社，比如《申报》、《大公报》一类的新闻报纸，虽然是大唐背景，但是因为其严谨性、可读性，很快就在整个地区内流行了。而且嘉庆本人也设置了途径，做出了广开言路的开明做派。这就导致了，哪个都察院如果不受理案件，被嘉庆知道了，那责任者立即就会受到惩处。而一些都察院则认为，办贪官那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事情，而且都察院这种机构，做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那么妥妥全都是政绩。现在大家都是在一个系统内上下移动，如果一位都察院御史办案效率高、办了大案要案，上达天听，被吏部看到了，那么今后自己的升迁显然就非常有希望了。从府都察院到省都察院，甚至最终进入朝廷大都察院，这就是一条堂皇大路啊。
    嘉庆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官场被这种雷厉风行的告官运动搞得风雨飘摇、人人自危，他反而觉得自己对付贪官的力度是亘古之未有，相当有面子。而且在实际利益上，相对稳固的工商税收，增长相当可观，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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