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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朝廷自然是很重视《辽东书》的。
毕竟，这是华夏大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经验对朝廷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一次能成功，那以后大可以用相似的手法，来为大融合创造理论基础。
正因为重视，朝廷更不希望这部书出问题。
为了防止里面有什么违禁的内容，必须要让人进行全方位审核。
这个工作自然落在了翰林院的头上。
而翰林院最多的就是儒生。
他们可不管朝廷的什么计划，对这部史书展开了全方位批判。
什么史料不详，什么杜撰内容过多……最大的问题还是主体思想上。
史书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秦时期，那时候的史官是世袭的，记载内容的真实与否关系着家族荣耀。
要是哪个史官敢胡编乱造，会被整个圈子鄙视，国君也不会用你。
子子孙孙都会背负骂名。
所以，当时的史官记史的标准是真实，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
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胡编乱造。
最著名的莫过于齐国的太史兄弟了，为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先后赴死。
维护了史官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家族的荣耀。
等到秦朝大一统之后，史官这个群体被废，史书的编写就变得很私人了。
《史记》、《汉书》都是私人编写，里面难免掺杂了大量的个人喜好。
《史记》是个人特色最鲜明的一部史书。
《汉书》也是私人编写，只是‘主旋律’的气息就比较浓烈了。
但直到这会儿，史书的编写标准依然是尽量符合真实。
后来朝廷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块，开始官方修史。
尤其是为前朝编写史书，成了继任朝代必做的事情。
继任朝代为前朝编写史书，自然会‘有所’删减和侧重。
关键是，史官从世袭变成了临时官僚。
史书编写的好不好，内容真不真都不重要了，皇帝满意才是首要标准。
结果可想而知，真实性方面大打折扣。
方孝孺主持编写的《辽东书》，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前面说过，内容六分真，三分推测，一分假。
现在这些推测和虚构的内容，自然就成了儒生们攻讦的地方。
而且，方孝孺本身还是个唯物论者。
整本书的风格，基本抛弃了天命观，偏向于人民史观。
比如有天灾了，别的史书会说国主失德。
或者强行和当时发生的某件大事，牵强附会在一起，强行解释称苍天示警。
辽东书就直接说，天灾**是正常的，和什么天意没关系。
如果灾害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那是地方豪强掣肘朝廷赈灾，导致受灾严重。
同样的灾害，另外一个君主就做的很好。
可见，天灾虽无法避免，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赈灾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观点上完全是遵照了客观规律去写的。
这种论调，自然不符合现在的主流观点。
因此，那群儒生将这部书批判的体无完肤。
总之一句话，方孝孺也配写史？
这么大的事情，朱标岂能不知道，又是气愤又非常无奈。
不过他不是老朱，并未发脾气。
而是下旨将这部辽东书给收了回来，换了一批自己人去审核。
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已经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
否则儒生们不会只抓着伪造和主旋律进行抨击。
之所以还让人审查，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
皇帝竟然护着这本书，儒生们对此自然极为不满。
纷纷上奏说有问题，必须重新编写。
方孝孺那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必须打倒狠狠批判，要剥夺他的进士身份和所有荣誉。
对此朱标很是头疼。
陈景恪得知此事后，却一点都不担心，提议道：
“元史编写的很仓促，其中多有错漏。”
“既然翰林院的官吏，对写史书这么有心得，就让他们重新修缮一下吧。”
朱标一听，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老朱建立大明之后，为了宣示自己正统的身份，很仓促的就编写了元史。
向天下人宣告元朝统治的结束，现在天下是我大明的。
有盖棺定论的意思。
因此，《元史》的质量是非常差的，有必要重新修缮一下。
于是朱标就下旨，翰林院重新修编元史。
并且还暗示，你们不是说辽东书不行吗，那你们自己编一个看看。
别到时候质量还不如辽东书。
这下那群儒生忍不下了，立即接下了这个活儿。
朱标的耳朵根子这才清净下来。
陈景恪的生活再次恢复了平静。
每天上午在家里和方孝孺谈论唯物学，下午去宫里处理一些政务，顺便给大家上上课。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封八百里加急密信，从淡马锡发出送往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