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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杨雨就回来了,她先没回家,而是到了涿水县供销社和县纺织厂,分别取了两个工作介绍信,这是昨天她男人吴江河让秘书打电话办的。
拿了工作介绍信,杨雨就回家了,王广川正在他家等着呢,杨雨把钱和工作介绍信往桌上一拍,王广川。眼睛都直了,他没想到这事儿这么顺利啊。
杨柳生和王氏在旁边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这可真是养了一个好闺女,对于别人来说是千难万难的事,他闺女一出马立刻解决。
事不宜迟,王广川......
雪落无声,却压弯了槐树枝头。我站在甬道入口,怀中胶卷如一块烧红的铁,烫得我几乎站立不稳。警察用对讲机呼叫支援,说要请文物部门专业勘测,不能贸然深入。我点头,却一步未退。手电光在砖墙上扫过,那些邓丽君的歌词像一串串被冻住的音符,贴在冰冷的土壁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一行行字迹清瘦而坚定,墨色已泛黄,却仍透出一种近乎执拗的温柔。
林修远??他还活着,至少,在那场边境风雪之后,他活了一段日子。不是死于严寒,而是挣扎着逃回了这里,藏身于地下,用抄写歌声的方式对抗遗忘与绝望。他没有留下遗书,没有控诉,只留下这些轻柔如梦的词句,仿佛在说:哪怕世界不容我爱,我也要记住美。
“这墙上的纸……”一名警察低声说,“得有上百张。”
我伸手轻触其中一页,《月亮代表我的心》。纸角微微卷起,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晓月最爱这首歌。她说,等春天来了,我们要在南锣鼓巷门口唱给彼此听。”我的眼眶瞬间热了。那是她临终前未能实现的愿望,而他,在黑暗中替她唱完了整本歌集。
陈默赶来时已是凌晨三点。他披着军大衣,帽檐结霜,看见我蹲在甬道口,立刻冲过来:“你疯了?这么冷的天蹲在这儿!”我没说话,只是把玻璃瓶递给他。他拧开盖子,取出字条,读完后久久不语,最后只轻轻说了句:“他回来了。”
“不只是回来。”我声音沙哑,“他是回来告诉我们真相的。”
天亮前,我们带着胶卷回到春风书屋。陈默联系了北京电影资料馆的老技师,对方一听是1979年的胶卷,立刻答应连夜冲洗。我坐在柜台后,捧着一杯热茶,却感觉不到暖意。窗外雪停了,纪念林静得像一座沉睡的碑林。四十七棵树,每一片积雪都像是未说完的话。
第二天中午,胶卷洗出来了。
不是照片,是一段八毫米黑白影像。
投影仪启动的那一刻,整个书店安静下来。学生们、志愿者、常来的读者围坐一圈,没人说话。画面开始晃动,镜头对准的是一间低矮的土屋,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地名,红线连成网络,像是某种逃亡路线。接着,一个背影出现在画面中??瘦削,驼背,穿着破旧棉袄,正低头写字。他缓缓转身,露出一张苍白而熟悉的脸。
林修远。
他的左耳缺失了一块,右颊有道深疤,但眼神依旧清亮。他对着镜头笑了笑,然后开口,声音因久未言语而干涩:
“如果你们看到这段影像,说明我终于没有白等。我是林修远,1975年从乌鲁木齐康复站逃离,一路北上,途中遇见三十七个和我一样的‘病人’??他们被定义为‘思想偏差’‘情感错乱’,实则只是爱错了人。我们组成地下联络网,代号‘春风’,传递信息,掩护逃亡者,记录迫害事实……”
画面切换,出现一群人的面孔。有的低头,有的直视镜头,有的搂着同伴肩膀。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铜制徽章,形状是一棵槐树。
“这是我们的标志。”画外音继续,“南锣鼓巷的槐树,是佩佩在信里提到的最后一处自由之地。我们把它刻在心里,也刻在每一处藏身处的墙上。”
镜头转向一本摊开的册子,封面上写着《沉默者名录》。林修远的手指一页页翻过,念出名字:“李志国,沈昭,周文,赵承业,吴桂芳……还有我的晓月。她没能逃出去。他们在电击室杀了她,可她死前还在墙上刻‘爱’字。”
我的手指紧紧掐进掌心。
“但我们没输。”他的声音突然坚定起来,“他们以为电击能抹去记忆,监禁能斩断情愫,可人心不是机器,关不住,也毁不掉。我们写下日记,藏起胶卷,把证据埋进冻土。只要有人记得,我们就还活着。”
画面最后,是他站在雪地中,身后是蜿蜒的山脊。他举起相机,自拍般将镜头对准自己,说:“我把所有资料分三份藏匿。一份在内蒙古墓地通道,一份在乌鲁木齐老邮局墙洞,最后一份……在我妹妹家的老宅地窖。若我未能幸存,请找到它们,交给南锣鼓巷的人。那里有人懂得如何让光重现。”
影像结束,灯亮起。没有人动。泪水在许多人脸上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