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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琴听到这儿冷笑一声。
“姓王的,你少给我在这儿花言巧语,你十里八乡,你打听打听,哪有正经人家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死人牌位的?
玉全他是为国尽忠的,可国家也没亏了他呀,二百斤小米儿,三百六十块钱,还有这每一个月五块钱的补助,不都到你们兜了吗?
这王玉全死了,不还是一直在孝顺你们吗?你自己的儿子,结婚生子,那不是你们当父母的责任吗?凭啥要卖我闺女?
这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闺女嫁个死人,后半辈子就......
雪还在下,细密如絮,无声地覆盖着南锣鼓巷的屋檐与石阶。我站在纪念林中央那棵最老的槐树下,手中握着一封刚收到的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来函:**“春风计划”档案全票通过评审,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信纸很轻,却压得我指尖发颤。
我仰头望着这棵曾见证过四十七人誓言、埋藏过无数秘密的老槐,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默。他拄着拐杖,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脸上却带着少见的笑意。
“你知道吗?”他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晓月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她坐在树下读诗,还是那首《致橡树》。她说:‘我们不是依附,是并肩生长。’然后她抬头看我,说:‘告诉他们,别再为我哭。我活过的每一秒,都值得。’”
风穿过林间,吹动枝头积雪,簌簌落下,像一场缓慢的告别。
我将联合国的信放进铁盒,与其他信件一同埋回原处。临盖上盖子前,我又添了一张字条:
>“你们的名字,已被世界记住。”
第二天清晨,纪念馆外排起了长队。不是游客,而是一群年轻人,手里捧着照片、日记、信件,甚至还有烧毁后拼凑起来的残页。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人坐了三十个小时硬座,只为亲手交出一段被藏匿多年的故事。
第一位是个穿灰呢大衣的女孩,二十出头,眼神坚定。“这是我母亲和她恋人三十年的通信。”她把一摞泛黄的信递给我,“她们从没在一起过,但每封信开头都是‘亲爱的’。去年我妈走了,临终前说:‘把这些交给能懂的人。’”
我接过信,发现最上面一封写着:“1983年5月4日,晴。今天我又在图书馆看见她。她低头看书的样子,像春天本身。”
中午时分,一位白发老人坐着轮椅被推来。他是赵承业的学生,如今已是退休医生。他带来一本手写病历簿,里面记录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同志群体秘密接生的经历。
“那时候没有合法身份,孩子上不了户口。”他声音沙哑,“但我们想办法用假名登记,藏在妇幼保健站的废档里。这些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当了兵……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我把这本病历扫描归档,并在展板上写下一句话:
>“生命的起点不该是谎言,而是爱。”
傍晚,周野从杭州赶回,背着画具,风尘仆仆。他没进屋,直接走向外墙,支起梯子,开始绘制新壁画。这一次,画面不再是过去的悲怆,而是未来的图景:一群孩子围坐在槐树下,听一位老人讲故事;旁边有男教师牵着丈夫的手走进校园;一对跨性别者抱着新生儿,在阳光下微笑。
他在右下角题字:
>“后来啊,他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相爱,
>可以结婚,可以收养,可以老去。
>而这一切,始于不肯低头的每一次凝视。”
夜深人静时,我翻阅今日收到的所有材料,忽然在一叠旧照片中停住。
那是一张黑白合影,背景是云南大理洱海边的小木屋,两个男人并肩站着,一人手里抱着吉他,另一人披着毯子,笑容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李志国&沈昭,1978年春,客栈开业第一天。
>我们活着,且自由。”
我的心猛地一缩。
这不是虚构,不是传说。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人,逃亡千里,背诵《红楼梦》认路,在雪夜里埋下给未来人的信。而现在,他们的故事终于回到了起点。
我拨通苏晴电话:“你能联系到那个女孩吗?就是沈昭的孙女。”
“已经联系上了。”她说,“她下周要带全家来北京,想把爷爷的骨灰撒在这棵树下。”
“好。”我轻声说,“我会准备好位置。”
挂了电话,我翻开《春风计划口述史》最新修订版校样稿。新增章节名为《传承》,收录了那位消防员婚礼上的誓言、程建国与黄卫东的临终留言、以及张雨欣出柜后的回信??她母亲哭了三天,最后抱住她说:“妈妈不怕了,我们一起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