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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区现任团长卓振国，在铁原阻击战中是一营营长，王玉全是二营的，也算是他手下的兵，铁原阻击战中整个团的建制被打散了。
之后就没有恢复这个团的建制，招了三分之二的新兵以后，调入京城，成立了警备区，
卓振国和政委李广林听到报告，吓了一跳，急忙跑下楼，来到了大门口，看到一对母女跪在了警戒线外，站岗的两个士兵在旁边一个劲的抹眼泪。
卓振国颤抖的手接过刘凤琴手里的功劳证，刘凤琴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
雪落无声，却在屋檐上积了厚厚一层，像时光的灰烬。我坐在书屋里整理新一批寄来的信件，手指冻得发僵，却不愿停下。每一封信都沉甸甸的，有的用胶带缠了又缠，有的被水浸过、字迹模糊，还有的夹着干枯的花瓣或一张泛黄的照片。它们从天南地北飞来，像候鸟归林，落在这个曾被遗忘的角落。
门外传来脚步声，轻而迟疑。我抬头，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脸上有风霜刻下的沟壑。他没说话，只是把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取出一本破旧的日记本，封皮上写着“边疆日记?1972-1985”。
“我是程卫东。”他说，“黄卫东的弟弟。”
我心头一震。黄卫东??那个在临终前写下“我爱他四十年，从未后悔”的人。他的故事早已收录进《春风计划》，可家人？我们从未联系上。
“哥走后，我妈烧了他所有东西。”程卫东声音低哑，“只留下这本日记，藏在炕席底下。她说‘不能让别人说他一辈子不清白’。可昨晚，我看了你们纪念馆的纪录片，看到有人念他的名字……我就想，该还他一个清白了。”
我翻开日记，纸页脆黄，字迹工整。第一页写着：“今天在戈壁滩修铁路，遇见一个叫林志远的技术员。他笑起来像春天解冻的河。”往后翻，是断续的记录：一起值夜班、共用一条毛毯、偷偷交换照片、在沙暴中互相喊名字……最后一页是1983年冬：“哥病重，单位不许我去探望。我写了三封假条，终于见到了他最后一面。他握着我的手，说：‘替我活着，也替他活着。’”
我把这本日记扫描存档，原件轻轻放回他手中。“您愿意把它借给我们展出吗？三个月后归还。”
他沉默良久，终于点头：“不用还了。就让它待在这儿吧。至少，有人知道他曾好好活过。”
送走程卫东，我正准备关门，手机响了。是苏晴，语气急促：“你记得那个匿名捐赠录音机的人吗？我们查到了线索??塑料袋上有伊犁农垦医院的标签，时间是2004年。那年有个叫陈明远的医生失踪，家属报了案，但后来撤案了，说是‘自愿入院治疗’。”
我的心猛地揪紧。陈明远……那个在录音里说自己被电击十七次的人。
“他已经不在了。”苏晴低声，“但他女儿还在伊犁。她叫陈晓兰，是个乡村教师。她说父亲昏迷前，曾托人寄出一个包裹，目的地是北京南锣鼓巷，但从未送达。”
我盯着桌上那块羊皮卷，忽然明白什么。巴特尔……那个寄诗来的牧民，会不会就是当年帮陈明远寄东西的人？
我立刻拨通周野电话：“你还记得陈默提过的那位新疆朋友吗？七十年代在伊犁一起放过羊的那个？”
“记得，”周野说，“他叫巴特尔，蒙古族，后来成了草原邮差，专门帮人寄‘不敢署名的信’。陈默说过，他是少数几个知道‘春风小组’存在的人。”
“他不是随便寄诗的。”我说，“他是替人完成遗愿。”
挂了电话，我翻出老相册，在一张泛黄合影背面找到一行小字：“与巴特尔、陈默摄于昭苏草原，1971年夏。”照片里，三个年轻人并肩而立，陈默瘦削青涩，巴特尔浓眉大眼，怀里抱着一只小羊羔。而在他们身后，隐约可见一辆绿色邮政车。
我连夜起草了一份寻物启事，附上照片和那段维吾尔文诗歌的译文，发往新疆各大媒体和民间组织。同时，我向纪念馆理事会申请设立“未达之信”专项展区，专门陈列那些未能送达、却依然值得被看见的遗物。
三天后，伊犁教育局来电。陈晓兰愿意来北京，但她有个请求：“我想先去一趟昭苏墓园。我爸的墓碑上，只刻了生卒年月，没有名字，只有编号‘047’。我想在他坟前读一遍他的日记。”
我立刻安排行程，并邀请她参与“春风校园行”的首场讲座。与此同时，周野主动请缨，要陪她一同前往新疆。
出发前夜，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垠草原上，风吹草低，远处有座低矮土坟，碑前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我走近，按下播放键，听见陈明远的声音，比上次更清晰：
>“如果这盘带能到你手里，请告诉晓兰：爸爸不是疯子，爸爸只是爱错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