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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宝能打开档案袋了，他把档案袋里边的材料拿出来，仔细的看了起来，越看越皱眉头。
这是在湾湾传过来的一份情报，自从香江九龙暴乱之后，香江政府已经不再倾向于湾湾，湾湾等于丧失了一块很重要的基地，
尤其是军统，行动处三分之二的人全都下落不明，包括正副处长，这次在香江折戟，着实让军统伤筋动骨，幸亏军统本身最强的就是潜伏破坏，行动处反倒是最弱的一环，不至于让军统彻底崩溃
毛局长摔了自己屋里所有的瓷器以......
雪落得紧了，南锣鼓巷的灯笼在风中轻轻晃动，红光映在积雪上，像一滩未干的血。纪念馆的屋檐下挂着冰棱，滴水成串，敲打着青石台阶，节奏如同老式打字机的回车键。我坐在二楼档案室，手里攥着一封刚拆开的信，信纸泛黄，边角磨损，像是被人翻过千百遍。
寄件人没有署名，邮戳是云南大理，日期却是三天前。信里只有一张折叠整齐的素色信笺，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她没死在1962年夏天，她死在1970年冬至。”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是谁？杨素芬？兰秀英？还是另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女人？
我把信摊在桌上，反复读那句话。笔迹清瘦而克制，不似老年人的手抖，也不像年轻人的浮躁，倒像是某种长期压抑下的冷静陈述。我立刻拨通赵文娟的电话，她正在家里陪母亲吃饺子，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天还没亮，她就到了。林小满和周野也陆续赶来，四个人围坐在档案桌前，灯光照着那封无名信，仿佛它随时会开口说话。周野戴上手套，用镊子将信纸平铺在玻璃板上，连接红外扫描仪。几分钟后，屏幕上显现出肉眼不可见的痕迹??在“她死在1970年冬至”的下方，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几乎被橡皮擦去，但仍可辨认：
>“埋在知青点后山第三棵松树下，穿蓝布衫，左手腕有疤。”
林小满猛地抬头：“这是……指路？”
“不是。”我低声说，“这是忏悔。”
我们立刻联系燕北县地方志办公室，请他们协助查找1970年前后知青死亡记录。然而，整整两天，对方回复：全县1968至1972年间共有七名女知青非正常死亡，但均无具体埋葬地点记载，且档案多有残缺。其中一人名为李桂花，正是杨素芬日记中提到的名字之一。
“李桂花？”赵文娟翻出杨素芬的日记复印件，“她在三月五日写：‘桂花昨夜发高烧，卫生所不肯接诊，说是“阶级成分有问题”。今晨我去探望，人已僵了。’后面还有一句被墨水涂黑的话……”
周野迅速调出图像增强程序，对那页进行还原。墨迹之下，浮现一行颤抖的小字：
>“他们说她是自杀，可我知道，她是被活活拖走的。那天晚上，民兵来抓她时，她还在缝一件给妹妹的棉袄。”
我们全都静了下来。
如果李桂花不是死于1962年春，而是1970年冬至……那么，杨素芬的日记时间线出现了重大错乱。要么是她故意记错了年份，要么，是我们一直误解了某些关键信息。
“会不会……”林小满声音发紧，“有两个李桂花？”
没人回答。但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那个年代，名字重复率虽高，但在一个公社、同一生产队、同为女知青的情况下，重名且经历相似的概率微乎其微。
我忽然想起什么，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那份《粮票背面的故事》手稿。翻到中间一页，老太太写道：“1970年冬至，大队开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知青，姓李，据说写了‘恶毒攻击’的诗。当晚就没了音讯，后来有人说看见她被抬进了后山树林。”
日期、姓氏、地点，全部吻合。
“这不是巧合。”我说，“李桂花没有死在1962年，她活到了1970年，而且是在公开批判后失踪的。”
赵文娟立刻联系那位退休的卫生院院长。老人这次接得很快，听到“李桂花”三个字时，呼吸明显一滞。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名字？”他问。
“杨素芬的日记提过她。”我说，“她说李桂花是真正该被记住的人。”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素芬啊……她一直记得每一个名字。可她不知道，李桂花根本没死在六二年。她被关了八年。”
“八年？”我几乎失声。
“对。”老人缓缓道，“1962年那次高烧只是开始。她因为拒绝揭发同学‘散布反动言论’，被打成‘思想顽固分子’，送进劳改学习班。后来又因在墙上写了一句诗??‘春风不度玉门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直关到七十年代初。”
“那她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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