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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埋着我一家六口，当时没棺材，拿席子卷了扔坑里。现在种上了杨树，每年清明，树根底下还会冒出白骨。”
舆论再次沸腾。多家境外媒体跟进报道，国内社交平台虽遭管控，但关键词“坐标”“地图”“两千三百万”仍以谐音、缩写形式野火般蔓延。令人意外的是，某权威学术期刊罕见刊发一篇匿名论文，引用大量地方志与户籍档案，得出类似结论，并呼吁建立国家级灾难记忆研究机构。
就在此时，那位曾留下纸条的配电间神秘男子终于现身。他通过律师递交一份声明，自称姓陈，原为某省级机关档案管理员，1980年代参与过内部史料整理。“我亲眼见过中央下发的绝密文件，承认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巨大，要求各地‘妥善处理遗留问题，防止扩散议论’。”他说，“我当年害怕，把相关材料重新封存。这些年，我每晚都梦见那些名字在铁柜里喊我。”
他愿以真名作保，提供十五份解密级文档副本，并请求加入“春泥计划”成为志愿者。“我不求原谅，只想做完剩下的人生该做的事。”
大宝亲自接待了他。两人在一间密室中相对而坐，窗外雷雨交加。老陈双手颤抖地打开皮箱，取出一叠泛黄文件，最上面那份标题赫然写着《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情况的内部通报（1975年修订版）》。
“你可以骂我懦弱，”老陈哽咽道，“但我现在来了。晚了四十年，可总比永远不来强。”
那一刻，大宝忽然明白，这场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越还原真相本身。它是一场漫长的精神赎罪，一次民族良知的缓慢苏醒。每一个迟来的忏悔，每一句终于出口的实话，都是对逝者的祭奠，也是对生者的救赎。
秋天来临之际，“青年营”第二期开营。这一次，参与者中出现了几位特殊少年??他们的祖父曾是当年基层干部，如今带着家族愧疚前来学习如何面对历史。一名男孩在分享会上泣不成声：“我爸告诉我爷爷曾下令焚烧灾情报告，还逼村民报高产。我一直恨他，直到看见你们展出的照片，才知道他也整夜喝酒痛哭，墙上全是抓出来的血痕。他说他不是坏人，只是不敢反抗。”
台下寂静无声。片刻后，一位女生站起来说：“我奶奶是饿死的。但我愿意听你说完。因为仇恨只会让黑暗延续，而倾听，才是打破轮回的第一步。”
这句话被录制成音频，编号SWQ-VOC-102，自动触发解锁新档案：苏婉清1961年冬写给未婚夫的最后一封信。
>“我知道你劝我离开这片土地，去safer的地方。可我若走了，谁来记下这些眼泪？谁来证明她们不是死于天命，而是死于谎言？
>我不怕死，只怕死后无人说起。
>若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请告诉世界：她爱过，她战斗过，她没有低头。”
信末日期为1961年12月23日。十天后，她在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年仅三十四岁。
大宝将这封信打印出来，放入新建的“未亡人之匣”展区，与thousands封公众来信并列陈列。其中有一封来自台湾，署名“林志远”，称自己正是苏婉清当年的未婚夫之子。“父亲终身未娶，家中始终留着她的一双布鞋。他常说：‘她比我勇敢。’今日得知她所做之事，我代父致歉，亦致敬。”
冬雪初降时，南锣鼓巷迎来了一场特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齐聚一堂，将一百张刻录着“春泥计划”源代码的光盘逐一点燃，火焰升腾中齐声朗读苏婉清日记最后一段：
>“我相信未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因说出真相而恐惧，孩子问起过去，父母不必回避眼神。那时，我的名字是否被记住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光，终于照进了房间。”
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面孔，如同星辰点亮长夜。
次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记忆驿站门前。石板路上积雪未融，却已有人留下足迹，深深浅浅，通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