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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跟着来的公安突然跳了起来，他指着马大刚大骂，
“马大刚，我说你怎么要保密呢？我们一直以为是要抓敌特，原来我们一直是这个女人的打手，你个王八蛋，你们想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嫁给一个死人？
我艹你妈的，老子是公安，我们挣的是国家给的工资，不是你马大刚雇的打手，你还算是个人吗？”
马大刚被骂的是灰头土脸，他心里委屈极了，自己也不过是听从副局长丁罗文的命令，丁罗文命令当天跟他们一起去的五个人，要保守秘......
雪后的清晨，空气清冽如刀，纪念馆的屋檐下挂着一串串冰凌，阳光斜照，折射出细碎的光。我推开大门，扫去台阶上的积雪，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雪从松枝上滑落的轻响。昨夜的“年终回声夜”像一场梦，那些低语、啜泣、朗读声还在我耳畔回荡，仿佛整座院子都浸在未说完的话里。
我走进值班室，炉火将熄，余烬微红。桌上摊着那本《跨代沟通指南》的初稿，封面上是我手写的题记：“倾听，是爱的第一课。”周野说教育部虽暂停了“种子计划”，但民间反响远超预期，已有三百多个社区主动申请培训手册。这让我想起林小满说过的一句话：“大人总怕孩子听不懂，其实他们只是太久没被当作人来对话。”
手机震动，是伊犁陈晓兰发来的照片。画面中，那棵“守望树”被一圈矮矮的木栅栏围住，树干上钉着一块新制的铜牌，刻着李志国信中的最后一句：“它记得你的名字。”树下摆着几束干花、一瓶白酒，还有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游客的留言。其中一页写着：“我妈妈是第187号，她没活到平反那天，但我来了，替她说‘谢谢’。”
我正看着，门铃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面孔??一个穿灰色呢子大衣的女人，约莫五十岁上下，手里提着一只旧藤箱，箱角磨损得露出了竹筋。她站在门口，目光落在门楣上那块“南锣鼓巷纪念馆”的木匾上，久久不动。
“您……是沈老师吗？”她声音有些抖。
“我是。”我点头，请她进来。
她坐下后，双手紧握藤箱把手，像是怕它飞走。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我叫赵文娟，我爸……是赵振邦。”
我心头一震。赵振邦，《沈昭档案》第049号患者，因在大学课堂上朗读里尔克诗句被定为“思想污染”，送入矫正班后精神失常，三年后死于肺结核。他的案例曾被李志国在《伊犁札记》中提及：“他问我，为什么美会让人发疯？我说，不是美让人发疯，是恐惧美的人太疯。”
“我爸留下的东西，我一直不敢看。”她打开藤箱，取出一摞泛黄的纸页，用橡皮筋捆着，“直到上个月，我女儿高考作文写了‘讲述的权利’，得了满分。她问我：‘妈，我们家有没有什么故事？’我才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藏了。”
她递给我一本残破的诗集，封面已被撕去，内页却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翻到最后一页，一行铅笔字刺入眼帘：
>“若我的声音终将消失，请让它变成孩子课本里的一行注释。”
落款日期：1971年冬。
我翻到中间一页，一首《秋日》被圈了出来，旁边写着：“今天他们逼我背诵‘革命语录’，可我心里全是这首诗。我想念我的学生，想念讲台，想念光。”而在另一页空白处，他抄了一段尼采：“谁终将深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这些……能放进馆里吗？”她问，“我不想让她只记住痛苦，也想让她知道，她外公曾是一个敢为美发声的人。”
我郑重地点头：“我们会为他设一个专区，名字就叫‘沉默者的诗篇’。”
她走后，我立刻联系策展团队，决定在春季推出“被禁之声”特展，集中展示那些因表达而受难的知识分子遗物。除了赵振邦的诗集，还有王建国画的百张侧脸素描、张文秀手抄的《月亮与六便士》片段、一位匿名教师在课本边角写下的日记：“今日又有三人被带走，无人敢问。”
与此同时，“百日讲述”进入第六十三天。当晚的主讲人是一位来自广州的transgender女孩，名叫林溪。她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祖父的故事??他曾是军区医院的心理医生，因私下为同性恋者提供咨询，被定为“腐化思想传播者”，遣送至青海劳改。临行前，他烧掉了所有笔记，只留下一张字条给儿子：“爱不是病，错的是时代。”
林溪说：“我爷爷没能救下那个时代的人，但我可以成为他没能说出的话。”她举起一本泛黄的医疗手册，封面上盖着梅花印??又是沈昭的印记！
我猛地站起身，拨通周野电话：“查一下1968-1975年间，全国是否有其他医生使用过梅花印章？尤其是心理或精神科领域！”
三天后，他带回惊人发现：至少有七位医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