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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职务的老人匿名寄来笔记，写道：“我知道自己做过错事。请把这些交给能原谅的人。”
然而暗流仍在涌动。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纪念馆突遭断电。安保系统瘫痪近四十分钟，监控记录显示，电力井盖被人撬开，线路遭人为剪断。警方介入调查，却发现作案工具上戴着手套，现场未留下指纹。周野调取周边商铺摄像头，发现一辆电动车驶过巷口，骑手穿着外卖制服，头盔面罩完全遮住脸。
“不是巧合。”他在电话里语气凝重，“他们不想让我们继续下去。”
我沉默片刻，反问：“你说，如果我们停了，那些等着说话的人怎么办？”
他没回答，只说：“我已经把最新一批数据加密上传至柏林节点。另外，我在开发一个新程序，叫‘萤火协议’??只要任意两台参展设备联网，就能自动共享局部内容。就算服务器全毁，展览也不会消失。”
挂掉电话后，我独自走到地下展厅。这里正在进行布展调整，《被禁之声》特展即将迎来第二阶段：展出从武威军营拼接出的《论情感的政治豁免权》全文。这篇写于1962年的文章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当国家以统一思想为名压制个体表达时，它已在本质上背叛了人民主权原则。”
展板旁，我们将放置一台老式打字机，供参观者敲下自己的“豁免宣言”。第一位体验者是吴德海的孙子，那个写作文称爷爷为英雄的男孩。他认真打出一行字：“我有权记住我不想忘记的事。”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回头，看见一位穿灰布衫的老人拄拐而入。他站定在沈昭照片前，久久不动。
“您是……？”我轻声问。
他转过身，眼角有颗黑痣。“我是陈明远。”他说，“哈尔滨那位乡村教师，是我父亲。”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眼前这位瘦弱老人，竟是当年在村小代课、留下梅花印记的陈明远方才通过寻人启事找到我们，却没想到亲自来了北京。
他缓缓坐下，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笔记本。“这是我爸留下的。他在1974年夏天见过沈昭先生最后一面。那时沈先生已被软禁，但他们偷偷见了一次，在南锣鼓巷后街的茶摊上。我爸说，沈先生看起来很疲惫，但仍坚持讲完了三节课。”
他翻开笔记，指着其中一页：“这是沈先生口述，我爸记录的。题目叫《给未来教育者的十二封信》。”
我的心跳加快。这极可能是从未面世的核心文献！
“我可以捐出来，”陈明远看着我，“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把它念给更多老师听。”
我郑重点头。
当天夜里，我们组织专家连夜扫描、校勘。文字虽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但内容震撼人心。第七封信中写道：
>“亲爱的后来者：
>教育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学生不愿学，而是教师不敢问。当你发现自己只能教标准答案时，请记住：真正的知识，始于疑问，终于良知。哪怕你只能在一个角落说出一句真话，那也是光。”
第八封信则专门谈及女性命运：“我见过太多聪明的女孩，在十四岁就被迫放弃读书。她们不是笨，是被剥夺了做梦的权利。请替我告诉未来的女孩子们：你们的大脑，不该成为任何人手中的嫁妆。”
我们决定立即启动“十二封信”全国巡讲。第一站选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一所女子中学??那里至今仍有女孩因贫困辍学。我和林小满、周野一同前往，带上投影仪和便携音响，在操场搭起简易舞台。
当晚，三百多名师生围坐一圈。当我念出第一封信的开头：“致所有尚未熄灭好奇之心的你……”许多女孩低下头，有的默默擦泪。
一位高三女生站起来说：“老师，我爸妈让我明年嫁人。可我想考大学。”
全场安静。
我问她：“你想学什么？”
“心理学。”她声音很小，但坚定，“我想帮像我妈那样总躲在屋里哭的女人。”
那一刻，我知道沈昭的信，真的抵达了需要它的地方。
回京途中，接到伊犁方面来电：守望树林又有新发现。一名护林员在清理枯枝时，于一棵较年轻的梅树根部挖出第二个陶罐，里面藏着八封信，署名仍是“李志国”，但笔迹明显虚弱许多，日期集中在1978至1980年间。
其中一封写道：“同志们，我的身体不行了。医生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加冻伤后遗症。我不怕死，只怕这些信等不到春天。请whoeverfindsthis,帮我把最后一封，寄到南锣鼓巷37号。”
最后一封信没有收件人，只有短短几句：
>“昭兄：
>我走了。梅花种完了，信也写尽了。
>若有来世，我还愿做你的学生。
>届时不必躲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