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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轻蔑的说道。
“他们当然得听我的，否则的话我就扒了他们身上这身制服，让他们回家种地去。”
“那看这样子，要抓凤琴和她闺女的人就是你了？”
“别废话，赶紧告诉我们刘凤海家住在哪儿？今天他们要是不把刘凤琴母女交出来，我就把人抓回县里关进大牢，我看看到时候刘凤琴还出不出来。”
老头的脸板了起来，他摇着头说道。
“这欺负人真是欺负到家了，欺负俺们老刘家没人呢，让俺们的孩子嫁给一个死人，还打伤俺们的人，你......
我坐在纪念馆的值班室里，窗外夜色如墨，老槐树的影子在风中轻轻摇曳。桌上摊着那封林振声留下的信，火漆印碎裂的地方像一道旧伤疤，却透出光来。我一遍遍读着“愿你继续点亮那些曾被强行熄灭的光”，心口发烫，仿佛有无数未说出口的话正从四面八方涌来，等着我替它们开口。
第二天清晨，林小满又来了。她穿着那件红棉袄，手里捧着一个布包，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老师，”她站在我面前，声音不大，“外婆烧信那天，其实我没全说实话。我还捡了一张没烧完的纸片，藏在枕头底下三年了。”她说着，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取出一片焦黑卷曲的纸角，边缘碳化严重，但中间一行字仍清晰可辨：
>“……昭华，若你见此信，我在伊犁河畔种下的梅树已开花了。他们说我疯，可我知道，花开就是回答。”
我手指微颤，几乎握不住那片纸。这是李志国的笔迹！不是档案里的公文体，而是私密到近乎呼吸般的倾诉。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寄出这封信，而沈玉兰，在几十年后独自焚烧过往时，竟也留下了这一角残章??像是命运故意留下的一线索引。
“你妈妈知道吗？”我问她。
她摇头：“妈妈只当外婆是念旧。但我觉得……有些事，不该再烂在土里了。”
我当即拨通周野电话：“查1980年代初伊犁垦区梅花种植记录，重点找私人名义申报的地块，尤其是靠近铁路线的。”
他沉默片刻：“有点难，那时候连果树都不准私种，更别说观赏花木。不过……有个线索：1982年，有位‘技术员李某’以‘药用植物实验’名义申请过半亩地，地点就在晓风桥上游两公里处。审批人签的是‘林振声’。”
我猛地抬头看向墙上的地图。林振声？他不仅烧掉了举报材料，还暗中协助李志国实现了种梅的愿望？那个曾监视他的干部，最终竟成了他沉默的共谋者？
当天下午，我带着林小满和一支摄制组出发前往伊犁。飞机落地时已是深夜，陈晓兰已在机场等候。她瘦了些，眼神却比从前更亮。“桥头每天都有新人来刻名字，”她说，“昨天有个十七岁的女孩，带着母亲的照片，说她妈妈就是《沈昭档案》第203号患者。她在碑前哭了两个小时，然后掏出一把剪刀，把自己的长发剪下一缕，绑在栏杆上。”
我们住进当地一所教师宿舍改造的临时工作站。第二天天刚亮，便驱车前往那片废弃果园。春寒料峭，荒草齐膝，远处铁轨如银线般横贯戈壁。走了约莫二十分钟，忽然有人惊呼：“看那边??”
一株枯梅孤零零立在坡顶，主干断裂，枝条焦黑，像是遭过雷击或大火。但它根部竟抽出几簇新芽，嫩绿得刺眼。摄影师颤抖着架起镜头，我蹲下身，拨开泥土，发现树根旁埋着一块锈蚀的铁牌，上面依稀可见刻痕：
>“为志国所种，昭华未至。”
泪水猝不及防滑落。这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这是两个人用半生等待浇灌出来的证物。它活了下来，哪怕只剩一口气。
我们在周围展开挖掘。三小时后，一名队员从地下三十厘米处挖出一只陶罐，密封完好。打开后，里面是一叠泛黄的手稿，最上面一页写着：
>《伊犁札记?其一》
>作者：李志国
>时间：1981?1985
手稿共十二篇，记录了他在边疆劳动期间的心理观察与治疗尝试。他没有诊所，没有药物，只能借着“卫生员”的身份偷偷为工人做疏导。他在笔记中写道：“语言是最廉价的药，也是最贵的。许多人一辈子没说过‘我疼’，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疼是软弱。”
其中一篇特别提到一位年轻钳工，因被举报“与班长同寝过密”而精神崩溃。李志国写道：“他反复说‘我不是坏人’，我说：‘那你是什么人？’他愣了很久，终于哭出来：‘我是想好好活着的人。’那一刻，我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承认痛苦，希望就还没死。”
手稿最后一页夹着一封信，收件人空白，落款日期是1985年4月1日??正是李志国获准返京前一个月。信中只有短短几句：
>“昭华：
>梅花开了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