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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没人的地方，王怀远低声说道，
“梅姨呢？不是说她带着你们过来吗？怎么只有你们俩？”
牵驴车的男人说道，
“王叔，梅姨告诉你，让你简单收拾一下，爆炸以后拿到秘密图纸，然后赶紧到火车站，她在火车站等你，这边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王怀远一愣，
“怎么了？出岔子了？”
牵驴车的男人点了点头，
“那个白玫瑰是假的，梅姨应该暴露了，听说现在研究所里正在挨个排查，估计到时候您也逃不了，所以梅姨让您跟她去避避风头......
林淑芬站在南锣鼓巷的街头，望着夜色中的老胡同。路灯昏黄，照在青石板上，泛出柔和的光晕。街边的槐树已经开满了花，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像极了当年王秀兰走时那场雪。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香气，也夹杂着旧时光的味道。
自从《战火与记忆》出版后，她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快了许多。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不断，有年轻人想了解那段历史，也有老兵寄来自己的回忆录手稿，希望她能帮忙整理出版。还有一些纪录片导演、作家找上门来，想要将李振国和王秀兰的故事搬上荧幕。
可林淑芬心里清楚，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让那些沉默的人开口说话，是让更多人意识到，历史不是书本上的铅字，而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她决定组织一次“口述历史”活动，邀请全国范围内愿意分享的老兵、老干部、老工人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并由志愿者记录整理，最终汇编成册。
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一些高校的历史系教授主动参与策划，几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也表示愿意无偿拍摄素材。更有不少大学生志愿者踊跃报名，他们说：“我们不想只从课本里知道过去，我们要听他们亲口讲。”
活动筹备期间，林淑芬常常熬夜整理资料。有时翻到王秀兰留下的日记，她会停下手中的笔，静静读一会儿。那些文字朴素而真挚，像是穿越时空的低语，在耳边轻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温度。
有一次，她在一本笔记本的夹页中发现了一张照片。那是王秀兰年轻时的模样，穿着一身军装，神情坚毅。背面写着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请记得我曾为它燃烧过。”
那一刻，林淑芬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终于明白，自己为何要如此执着地做这件事??不只是为了完成王秀兰的遗愿，更是为了不辜负那个时代所有默默无闻却坚定前行的人们。
几个月后，“口述历史?铭记行动”正式启动。第一站选在了北京，地点就设在南锣鼓巷的纪念馆内。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学生、记者、老兵家属，还有几位年迈的老战士。
其中一位老人，名叫赵德胜，八十多岁，是当年李振国的老战友。他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声音有些颤抖，但眼神依旧明亮。
“我跟李振国认识是在朝鲜战场上。”他说，“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什么都不怕，只知道往前冲。后来他负伤回国，我们就分开了。”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回忆什么，然后继续说道：“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活着的人，一定要把死去的人记住。’”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今天，我来了。”赵德胜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想告诉他，我没有忘记，我们都没有忘记。”
说完，他朝纪念馆中央的李振国画像深深鞠了一躬。
林淑芬站在台下，泪水模糊了视线。她知道，这一刻，是对李振国与王秀兰最好的告慰。
活动结束后，林淑芬收到了一封来自东北的信。寄信人是一位九旬老人，名字叫刘玉兰。她在信中写道：
“我年轻时曾在东北军工厂工作，那时认识了一位姓李的同志，他经常来我们厂检查安全情况。每次来，他都会带些糖果给我们孩子吃。我很敬佩他，因为他总是那么认真负责，从不摆架子。听说他后来牺牲了，我一直很难过。看到你们的活动，我想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也许对你们有用。”
林淑芬看完信，久久不能平静。她没想到，李振国的影响竟然如此深远，甚至波及到了他生前未曾提及的地方。
她立刻回信，邀请刘玉兰参加接下来的“口述历史”活动，并亲自安排了采访团队前往东北。
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铭记行动”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开始自发组织类似的访谈活动，老人们的故事被一一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
林淑芬也因此变得更加忙碌。她白天奔波于各地，晚上还要整理材料、撰写文章。有人劝她歇一歇，她却笑着说：“我不累，只要还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