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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月是九月十七到的京城。
那天傍晚，她背着一个磨得发白的包袱，从城南的官道上慢慢走过来。
许久不见，她瘦了一圈，脸晒得黑红，头发剪短了，用一根皮绳扎在脑后。
鞋底磨得快透了，裤腿上沾着泥点子，可精神更好了。
她走进楚记铺子时，苏小醉正在柜台后面算账，抬头看见她，笔掉在账本上，愣了好一会儿才跑出来抱住她。
周小桃从后院听见动静跑出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去灶上烧水。
楚月坐下来，把包袱搁在脚边，接过苏小醉递来的热茶喝了一口，说了一句“铺子还在”，就再没说出别的话来。
朱怡铄是第二天傍晚来的。
他进了铺子，看见楚月坐在柜台旁边的凳子上，正在给苏小醉讲路上的事。
她讲得正起劲，没注意到他进来。
朱怡铄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听见她在说云南的雪山，说那雪山上头白花花一片，太阳照上去晃眼睛，山脚下却热得只能穿单衣。
苏小醉听得入了神，手里的账本翻到一半就忘了翻。
朱怡铄咳了一声，楚月抬起头来，看见是他，笑了一下：“来了？”
朱怡铄说：“晚上请你吃饭。就咱们俩，好好聊聊。”
楚月说：“行。”
他们去了城南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一间靠里的雅间。
朱怡铄点了几个菜，又让伙计上了一壶酒。
楚月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就吃，吃得满嘴流油。
朱怡铄给她倒了杯酒，问：“这两年走了多少地方？”
楚月咽下嘴里的菜，想了想：“从广东回来之后，又往西走了一趟。走了广西，进了云南，翻了几座大山，看了雪山，又往北走到四川，从四川往东走到湖广，从湖广回到直隶。大半个大明，差不多走遍了。”
朱怡铄问：“花了多少钱？”
楚月说：“没算过。路上省着花，有时候给人帮工换顿饭吃，有时候住破庙。钱不够了就在集市上摆个摊卖点东西，攒够了再走。”
朱怡铄说：“你倒是会过日子。”
楚月笑了一声：“穷家富路。我带的银子不多，不省着点走不到底。”
朱怡铄问起路上的见闻，楚月的筷子停了一下，像是在挑先说哪一件。
她说：“云南那边，雪山下头有村子，村里人种青稞，养牦牛，跟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牦牛毛长，能织帐篷，肉能吃，奶能做酥油。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三天，那家人顿顿给我喝酥油茶，喝得我满嘴油。村子里的人看病不方便，最近的郎中有几十里地，一个小病就能拖成大病。有个孩子发烧，他娘抱着他走了大半天去找郎中，走到半路上孩子就不行了。”
朱怡铄问：“后来呢？”
楚月说：“后来我把我包袱里的草药拿出来，教那村里的人认了几种常见的药材，告诉他们小病怎么对付。他们听得认真，可我知道，这管不了大事。要真正管用，得有人在那里设医馆，得有好郎中愿意去。”
她又说：“四川那边，山路难走，有些村子在悬崖上头，进出只有一条栈道。我在一个村里见过一个老太太，八十多了，一辈子没下过山。她问我山下什么样，我跟她说了半天，她听着直乐，说这辈子能听人说说山下的事，也值了。”
朱怡铄问：“山上的日子苦不苦？”
楚月说：“苦。地里种不出什么粮食，就靠采药和打猎换点盐巴。可那村里的人不觉得苦，他们觉得日子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件事不好——村里的孩子没地方读书。有个后生识几个字，白天干活，晚上教孩子们认字，教了三年，只教出两个能写信的。他说要是村里有个正经学堂就好了，可县里的学堂在城里，孩子们走不到。”
朱怡铄听得很认真，又给她倒了杯酒。
楚月喝了一口，接着说：“湖广那边，水多，田好，收成也好。可有些地方税太重，老百姓交完了税，剩不下多少。我在一个镇上看见有人卖地，一亩好水田卖不到十两银子，因为地税太高，买地的人怕接手了交不起税。卖地的是个老汉，他说他祖上传下来的地，到他手里保不住了，没脸见祖宗。我听了心里不好受，可我也没办法，我一个过路的，能说什么。”
朱怡铄听到这里，筷子放下了。他问：“你说的是哪个县？”
楚月想了想：“好像是长沙府底下的一个县，叫什么我忘了。镇上有个卖豆腐的老汉跟我说，他们县里收税的时候，正税之外还有各种杂费，什么修桥费、办学费、团练费，加起来比正税还多。交不上的就被抓去关几天，出来之后还得补交，又添一笔滞纳金。”
朱怡铄没有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楚月看他表情，说：“你别皱眉，我还没说完呢。也有好的地方。广东那边靠海的几个县，百姓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