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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深秋的寒意尚未完全浸透北京城，一场比严冬更令人恐惧的阴影，已悄然笼罩。
先是零星的传闻，像秋风吹落的枯叶，带着不祥的意味飘散在街头巷尾。有人说某某胡同的孩子突然发烧，腿脚软了；有人说医院里多了些怪病的小孩。很快，传闻变成了确凿的消息，恐慌如同滴入清水中的墨汁，迅速晕染开来——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在北京爆发了。
这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侵袭5岁以下儿童。病毒侵犯神经系统，轻则发热丶肢体疼痛，重则留下不可逆的瘫痪，甚至因呼吸肌麻痹而死亡。更可怕的是，它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在卫生条件有限的年代，极易在儿童间肆虐。自55年以来，国内多地已有散在病例报告，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它会如此凶猛地扑向首都。
南锣鼓巷95号院，未能幸免。
第一个倒下的是贾家的「盗圣」棒梗。这个刚满6岁丶平日里调皮捣蛋丶招猫逗狗丶手脚不算乾净却也算给沉寂的贾家带来些许「生气」的男孩，前天还在院里追着鸡跑，昨天早上却突然发起高烧，哭闹着喊腿疼。起初，贾张氏还以为是孩子着凉，熬了姜汤，用土法子刮痧。可到了下午，棒梗的右腿明显使不上劲，勉强走几步就摔倒在地。秦淮茹挺着已经显怀的肚子，慌得六神无主，贾张氏的骂声也带上了哭腔：「我的乖孙啊！你这是怎麽了？老天爷啊，你不开眼啊！」
很快，噩耗接二连三。东跨院梁拉娣家，刚满2岁的小女儿秀儿，和4岁的三毛，也相继出现发烧丶呕吐丶肢体无力的症状。梁拉娣这个刚刚在生活里看到一丝曙光丶凭藉焊花和汗水赢得尊严与安稳的坚强女人，如同被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心上。她抱着滚烫的秀儿，看着蔫蔫的毛头，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厂里的六级焊工丶劳动模范丶妇联表彰的巾帼代表……所有这些光环，在病魔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被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的母亲。那支撑她走过无数艰难岁月的泼辣和刚强，瞬间被击得溃不成军，她瘫坐在冰冷的地上，搂着两个孩子，失声痛哭，哭声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院里其他几户有适龄孩子的人家，也陆续传来不好的消息。一时间，95号院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悲戚气氛笼罩。往日孩子们的嬉闹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哭泣丶焦灼的踱步声和无奈的叹息。空气中仿佛弥漫着看不见的病菌，让每个人都心惊胆战。家里没有生病孩子的，也赶紧把小孩拘在家里，严令不许出门，门窗紧闭，仿佛这样就能将那可怕的「瘟神」隔绝在外。
而这种恐慌，绝不仅限于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整个红星联合工业总公司，拥有近六万名职工及其家属，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小社会」。这其中，不满7岁的幼儿数量众多。疫情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了无数个工人家庭。短短几天内，厂职工医院（已升级为红星医院）以及厂区内各车间丶家属区，不断传来有孩子感染的消息。那些刚刚因为分到新式「赫鲁雪夫楼」甚至听说将来能住上带电梯的楼房而欢天喜地的工人们，瞬间从喜悦的巅峰跌落至地狱般的悲痛深渊。下班后，家属区内不再是炊烟袅袅丶笑语欢声，而是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和压抑的哭泣。车间里，往日铿锵有力的机器轰鸣声中，夹杂着工友们心不在焉的叹息和低声议论，眼神里满是忧虑——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家孩子。
厂领导们焦头烂额。生产任务，尤其是出口创汇的生产指标，如山压顶，绝不能停。可工人们的心思，全被家中的病儿牵走了。流水线上次品率悄然上升，安全事故的苗头也开始出现。姚江河丶杨卫民和李怀德等厂领导紧急开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他们既无经验，也无良策。报纸上丶广播里，专家的声音沉重而无奈：目前，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支持和预防并发症为主，预后难料，瘫痪风险极高。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李怀德掐灭菸头，眉头拧成了疙瘩，「人心惶惶，生产怎麽搞？安全怎麽保障？」
最终，厂党委做出决定：所有家中有未满7岁且确诊或疑似感染脊髓灰质炎的职工，立即安排带薪休假，回家照顾孩子，工资照发，奖金酌情考虑。同时，动员其他职工，发扬风格，采取加班丶轮班等方式，努力填补岗位空缺，确保生产任务，尤其是出口订单的完成。工会丶妇联立即行动起来，对患病职工家庭进行慰问和帮扶。
梁拉娣接到了休假通知。若是往常，要强的她或许会犹豫，但现在，她毫不犹豫，甚至心怀感激。家里面两个最小的孩子都病了，她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妇联的同志很快上门了，带着两包红糖丶几斤鸡蛋和一罐麦乳精，说着宽慰的话。梁拉娣强撑着精神道谢，但眼神里的空洞和绝望，让前来慰问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