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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七月，陕北的夏天来得格外燥。
吴堡县宋家川镇外的黄土坡上，五七干校的窑洞一排排嵌在半山腰，远远看去像是一排排塌了半边的眼窝。
七月的日头毒辣，把黄土晒得发白，脚踩上去，扑起一层细尘，黏在脸上丶脖子上，混着汗，淌出一条条泥道子。
天亮得早。五点，哨子声从坡顶上头那个破铁皮喇叭里传出来，尖厉刺耳，划破了干校的早晨。
最破旧的牛棚窑洞里，崖壁渗水，里头常年阴湿，一窑塞进去十五六个人，挤得转身都难。
墙角潮乎乎发着霉味，蚊虫丶老鼠夜夜乱窜，虱子跳蚤藏在被褥草席里，怎么也除不尽。
乔伯年就常年住在这样的窑里，蜷在土炕最里头靠墙的位置，熬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寒暑。
他今天醒得比哨声早，身上盖着一床硬邦邦的棉被，被里子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灰蒙蒙的，打着几块深色的补丁。
窑洞里还睡着十五个人，打鼾的丶磨牙的丶说梦话的，混着泥土和汗臭的气味，闷得人胸口发堵。
他慢慢坐起来，腰疼得他咧了一下嘴——昨晚扛了四十几趟石头，右半边腰像是被人拧了一把，每动一下都疼。
旁边炕上，老潘翻了个身，眯着眼看他一眼，没说话，又闭上。
这个窑洞里住的都是「牛鬼蛇神」，三四十号重点看顾的专政对象，分了两个窑洞挤着。
老潘是原来省报的总编，五七年就倒了霉，在干校比他多待了三年，两条腿静脉曲张得厉害，走路一跛一跛的。
他的妻子牛玥也是省报的文艺编辑，在单位只是中层干部，也跟着他被下放到干校里，只不过属于可教育人员，比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待遇稍微好点，半管制丶劳动也轻不少丶只是频繁写检讨。
当然干校里大半是普通学员，基本上是机关普通干部丶教师下放，带薪低薪，常规劳动思想改造，教育一年半载就会放回去。
老潘嘴严，平日里几乎不说话，偶尔夜里睡不着，会点一锅旱菸，吧嗒吧嗒抽几口，烟雾在黑暗中散开。
乔伯年摸黑穿上衣服。那件粗布工装洗得发白，领口磨破了，他用碎布补过两道，针脚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补的。
裤子的膝盖处也打了补丁，左膝盖那块补丁又磨出了洞。他把裤腰带系紧——紧得勒进腰里，肚里没油水，人瘦得皮带能多扣两个眼儿。
哨子又响了，这回是连着的三声。
「起来起来！都起来！」窑洞外头有人拍门板，是排长老马的声音，山西口音，嗓门大，「出操了出操了，动作快点！」
窑洞里一阵窸窸窣窣。有人咳嗽，有人往地上吐痰，有人在黑暗中找鞋。
乔伯年把那双解放鞋套上，鞋底磨得快要透了，左脚那只大拇趾的地方破了洞，露出一点脚趾头，他拿块破布塞了塞。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僵得厉害，他扶着炕沿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酸痛劲儿过去。
他拉开窑门，微熹的晨光照在他脊背佝偻丶一身灰土的身躯上，谁能想到，他早年曾站在京城中枢。
一九五七年，他在国家农业部任内部刊物司副司长。
一九六零年升任副部长，手握部委权责。
一九六三年调往西北，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丶省长，一省民生政务都压在他肩头。
时运翻覆来得猝不及防，一九六六年风潮骤起，他一夜之间被拉下高位，罢官丶审查丶无休止批斗，日子熬得没一点盼头。
一九六八年，终究被下放到这吴堡干校劳动改造，一晃走到一九七四年盛夏，整整六个年头，都耗在了这片荒黄土坡上。
六年苦熬，当年身居高位的那股沉稳威仪，早被日日劳作丶夜夜批斗磨得乾乾净净。
家人天各一方，各自在风雨里硬撑。
老伴在他被审查时，就被他劝回了京城，就算回到京城，也因他的牵连抬不起头，日日悬着一颗心牵挂远在陕北的他，长年郁结操劳，身子一天弱过一天，早已积劳成疾。
大儿子和二女儿也留在京城，顶着「走资派子女」的帽子过日子，处处受冷眼，日子过得窘迫压抑。
大儿子曾捎来过一封家信，字里行间满是无奈，只说母亲病痛缠身，家里日子难熬，每一个字，都像石子砸在乔伯年心上，闷得发慌。
最让他放不下丶夜里常常睡不着的，还是小女儿乔红。
一九六三年他赴陕西上任，乔红才十岁，跟着父母一同来陕北上任落户。
一九六六年他被打倒时，姑娘刚上初中，书虽还能接着读，却在学校里受尽旁人白眼与疏远。
一九六八年他下放吴堡干校，刚满十五岁的乔红初中刚毕业，一个啥都不懂的小姑娘，就因他的政治身份丶家庭被扣上成分问题，硬生生被打发到绥德乡下的村子插队落户。
从此父女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