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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阿梅走后的第七天，陈阿圆回到了泉州。她是一个人回来的。林清石要开车送她，她说不用，你自己走，我自己能回去。她从永春达埔的村口坐上了开往泉州的班车。班车是破旧的中巴车，车身是白色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像一条生了癣的狗。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那个蓝布包袱放在膝盖上。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丶那本帐簿丶一把梳子丶一枚铜板，还有苏阿梅生前用的那把蒲扇。蒲扇是旧的，竹骨已经发黄了，扇面上破了一个洞，洞的边缘焦黑焦黑的，像被菸头烫过的皮肤。
车子开动了。她看着窗外。窗外的风景从永春的山变成泉州的平原，从树变成房子，从土路变成柏油路。她的眼睛看着这些风景，但她的心不在这里。她的心还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两座坟之间，在那把泥土里。
车子到了泉州，她在车站下了车，走回承天巷。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石板还是那些青石板，青苔还是那些青苔。但巷子变长了，比几天前长了很多。她走了很久才走到铺子门口，家兴从铺子里跑出来，喊了她一声「阿母」，她才回过神来。
铺子的门开着。家安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个客人称金枣。他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一捏，一抓，一放，一称，准准的，不多不少。客人付了钱，走了。他擡起头，看见陈阿圆站在门口。
「阿母。」
陈阿圆走进铺子，把蓝布包袱放在柜台上，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那把蒲扇，挂在墙上，挂在扁担的旁边。扁担是黑色的，蒲扇是黄色的，黑色和黄色并排挂在一起，像两个站在一起的人，谁也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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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那把蒲扇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进后面那间小屋。小屋里还是老样子，床丶桌子丶椅子丶竈台。竈台上有一锅粥，还温着，是家宁早上煮的。她盛了一碗，坐在竈台前的矮凳上，慢慢地喝。粥是地瓜粥，地瓜切得很大块，煮得软烂，用筷子一夹就碎。她喝了几口，放下碗，看着竈膛里的灰。灰是灰色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丶介于黑白之间的颜色。它曾经是木柴，木柴曾经是树枝，树枝曾经是树，树是种子长出来的。种子是陈远水从山上捡回来的，捡回来种在院子里，长成了龙眼树。龙眼树的枝被砍下来，劈成柴，塞进竈膛里，烧成了灰。灰又回到土里，土里的灰又被树根吸上去，变成新的树枝，新的叶子，新的花，新的果。
她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碗柜，系上围裙，开始干活。她把货架上的坛子一个一个地搬下来，擦乾净，放回去。她把柜台上的粗陶碗一个一个地洗了，擦乾，摆好。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跟以前一模一样。但她知道不一样了。少了一个人。
一九八一年冬天，家兴在泉州上了学。学校是承天巷口的小学，离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他背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书包是家安用过的，洗得发白了，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字是红色的，已经褪成了粉红色。他每天背着这个书包，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像一个小小的士兵，背着一个小小的行囊，走向一个他不知道的战场。
他不太会读书。不是笨，是心不在。他的心不在书本上，在永春的山坡上，在那棵龙眼树下，在那把蒲扇的风里。他坐在教室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他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榕树，榕树的枝叶伸到窗前，有几片叶子贴在了玻璃上。他看着那些叶子，想起了苏阿梅。苏阿梅给他织过一件毛衣，大红色的，用膝盖磨的竹针一针一针地织。毛衣织大了，他穿了好几年还大，袖口卷了好几层，领口垮到了锁骨。但那件毛衣很暖，比任何一件衣服都暖。暖得他冬天不用穿棉袄。
他把那件毛衣从永春带到了泉州，叠好了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他把它从枕头底下抽出来，闻一闻。毛衣上还有苏阿梅的味道，不是香水味，不是洗衣粉味，是一种说不清的丶像阳光晒过的棉被的味道。
他闻着那味道睡着了。
期末考试的时候，家兴考了全班倒数第五。他把成绩单拿回家，放在柜台上，低着头，不敢看陈阿圆的眼睛。陈阿圆拿起成绩单，看了一眼，放下，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在他手心里。
「吃了。」
家兴把金枣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的苦。他咽下去了。
「下学期努力。」
家兴点了点头。
一九八二年春天，陈家铺子旁边那棵石榴树开花了。那是家宁种的那棵，从一颗从巷子深处捡来的青石榴里挖出来的种子，种在铺子门口的土里，浇了水，等了三个月，发了芽，长了三年，终于开花了。花是红色的，不是大红色，是那种鲜鲜的丶亮亮的丶像刚流出来的血一样的红色。花瓣薄薄的，嫩嫩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张张透明的纸。花开了五朵，五朵挤在一起，像五个姐妹抱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