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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革大潮中，百姓与豪族间的隐性情绪悄然滋生，然而这位大圣人却未能在短时间内洞悉。
王莽沉浸在民间反响热烈的假象中，刘歆等人也因此大受鼓舞。
他们认为，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顺利启动，那么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改制便指日可待。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本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金融概念。
其中，“本”指的是农业，而“末”则涵盖工商业和手工业。
儒家学者坚信，天下贫富不均、荒年战争导致的饥荒，
除了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因素外，人们因短视，舍本逐末的主观选择也是罪魁祸首。
汉朝，作为一个铺张扬厉的时代，对高官厚禄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已成为其独特的时代印记。
然而，这种风貌却令儒家学者忧心忡忡。
他们认为，新朝肩负着解决资本肆虐下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问题的重任。
为了治理贫富分化，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重农抑商、损有余而补不足、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流通、削弱易发财的经济部门。
这一逻辑链条在儒家的思辨中逐步展开。
随着这一思潮的涌动，始建国二年，刘歆正式向王莽上奏，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引用周朝的泉府制度为例，指出周朝设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负责平价购销货物，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
这正是《周易》所倡导的理财之道，即儒家理财应以道义为先，而非单纯追求利益。
刘歆等人借此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意图：
“尽快启动财政、金融、税务以及经济方面的全面改制，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在刘歆的奏疏被呈上之后，接下来的几年，甚至直至新朝末年，
王莽以雷厉风行、持之以恒的态度，一道道下达了改制的诏令。
这些改制的措施被统称为“六筦”。
“筦”，即“管”；而“六筦”，则指的是六种针对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措施。
其目的在于遵循儒家的理念，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平等。
具体来说，这“六筦”包括：
第一、酒的专卖。
第二、盐的专卖。
第三、铁的专卖。
这三种措施相对容易理解，即由朝廷官方负责经营酒、盐、铁的销售。
鉴于这些商品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利润丰厚。
通过实施国家专卖，朝廷能够获取大量的财政收入。
儒家虽然一贯看不起商人逐利，但刘歆却巧妙的提出“理财”二字。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本身，而是反对以追求利益为唯一目标的逐利嘴脸。
他们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远超过赚钱。
《大学》中的名言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
因此，在刘歆和王莽看来，新朝的盐铁专卖与汉家的盐铁专卖虽然形式相似，但性质截然不同。
前者的目的在于抑制通过经营盐铁酒而暴富的商人，而后者则是为了敛财以供战争和奢靡之需。
第四、名山大泽产生的所得税。
这一措施针对的是那些靠近山水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
他们无需专注于耕种，便可通过采集山珍、捕捞海味等方式维持生计并获利。
在王莽看来，这些自然资源是国家的宝藏，而这些人未经耕种便能获利是不公平的，也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
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管制并征收“个人所得税”。
后来这一征税措施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部门。
无论是打猎、捕鱼、采摘山珍、从事养殖和蚕桑种植，
还是进行纺织、行医、占卜风水等活动，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
都需要从利润中缴纳10%的个人所得税或营业税。
王莽之所以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是他认为这些活动虽然利润微薄，但归根结底都属于末业。
更是美其名曰，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回归农业耕种这一本业……
第五、五均赊贷
所谓五均，实际上是王莽为了平衡物价而采取的一项政策。
他精心选择了长安、洛阳、临淄、宛、成都和邯郸，
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为繁荣的“一线城市”作为实施物价管制的枢纽。
这些城市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而得名。
洛阳位于中心，而临淄、成都、宛城和邯郸则分别坐落于帝国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与长安一同构成了五均的布局。
这六大都市无一不是繁华热闹、商品丰富的经济重镇。
市场上，西蜀的精美工艺品、
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笳乐器以及东越的珍稀玳瑁等商品琳琅满目，
更不必说那些普遍可见的丝绸、漆器和铜镜了。
然而，正是这种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价格的波动，也为投机行为提供了空间。
但儒家思想对于投机行为并不赞同。
因此，王莽对这些城市的市场管理者进行了改革，将原先的“市长”职位更名为“五均司市师”。
这一新职位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还增加了平衡物价的职责。
同时，配备了五名“交易丞”和一名“钱府丞”作为助手。
“交易丞”的职责是具体管理市场交易，确保物价的稳定。
而“钱府丞”则负责管理“赊贷”，即国营贷款业务。
根据政策设计，“五均司市师”需要在每个季度的中旬，
即二月、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对物价进行一次全面的审定。
他们将商品按照质量划分为三个档次，并根据当地的供需关系来确定价格。
特别是对于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大于求导致商品滞销，
“交易丞”就会以保护价进行收购，确保老百姓不会因此亏损。
而当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超过官方定价时，“交易丞”则会将之前收购的商品以平价销售，从而稳定市场价格。
如果市场供应充足且价格低于官方定价，则允许市民自由购买，以此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操控市场。
然而，尽管这一制度在设计上看似合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