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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上，与中原的秩序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先，草原上的降水量稀缺，使得游牧是这里唯一可行的生存方式。
要建立中央财政，税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但在草原上，游牧者的生活高度流动化。
他们如同草原上的风，难以捉摸，逃避征税变得异常容易。
这使得征税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其收益。
花费巨额的成本去征税，却只能收回寥寥无几的税款，这样的买卖显然是不划算的。
因此，中央财政如同空中楼阁，无法建立；
而官僚体系，也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而难以维系。
没有中央财政和官僚体系的支撑，草原上的大规模治理便成为了空谈。
在这里，人们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依靠熟人关系来维持群体的稳定与和谐。
英国的人类学家邓巴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邓巴数”理论。
他研究发现，一旦群体规模超过150人，
再想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要处理的数据量就会超过大脑的处理极限。
也就是说人类大脑只能处理150左右的人际关系，
一旦超过这个数，大脑这台CPU就会超负荷……
因此，超过这个规模的群体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而是变成陌生人社会。
在陌生人社会中，规则就是唯一维系秩序的关键。
但是规则的执行就必须需要有官僚体系的支持，草原上，又无法养活官僚。
因此，当部落的规模逐渐扩大，超过这个临界点时，
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这样，草原上的部落便如同草原上的花朵，星星点点，各自绽放，
共同构成了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独特风景。
李婉儿眉头微蹙，疑惑地问道：
“可你方才提及匈奴帝国的辉煌崛起，转瞬又言草原部落难以逾越150人之限。
这两者之间，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老年方逸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深邃的笑容，缓缓解释道：
“草原之上，那些如匈奴、鲜卑、蒙古一般被后世铭记的游牧帝国。
也就是刚刚说的，是因为中原的一统，倒逼着众多部落交织而成庞大联盟。
联盟的核心，就是那位大权在握的大可汗。
他凭借对战利品分配权的绝对垄断，
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由战争滋养而成的中央财政体系。
这与中原帝国依托税收构建的财政体制大相径庭，
草原的财政，是战火的馈赠，是胜利的果实。
因此，只有大可汗能够率领部落勇士，从富饶的中原掠夺回源源不断的物资。
才可以持续巩固其战利品分配的主导权，游牧帝国的统一与强盛便能得以维系。
然而，一旦大可汗失去了这份战斗力，无法再为部落带来战利品。
帝国的统一便如同沙丘上的城堡，顷刻间便会崩塌。
故而，对于草原上的大可汗而言，首要之务便是拥有超凡的武艺与领导力。
这与中原官僚制帝国对皇帝的要求截然不同。
中原的皇帝，只需确保统治的正当性，即父终子及的继承顺序，便能稳坐江山。
草原的大可汗，却需时常披甲上阵，以战养国，
若不能身先士卒，引领部落夺取胜利，便难以赢得部众的衷心拥戴。
正因对大可汗战斗力的严苛要求，
大可汗的继承人，绝不能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童。
草原上战事频发，大可汗的寿命亦充满变数，若其子尚幼，便无力领导部落。
于是，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应运而生。
哥哥去世后，由弟弟继位，以此确保部落的领导力与战斗力得以延续。
但这种继承方式却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当开国那一代大可汗及其兄弟们相继离世。
他们的子侄辈，个个自恃父辈的荣耀，纷纷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大位，谁也不服谁。
于是，部落内部纷争四起，内战频发，昔日的联盟土崩瓦解。
当开创基业的兄弟几人相继离世，
他们的后代便难以再像先辈那样团结一心，终将导致帝国的分裂与衰败。”
于是草原就一直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每逢百年大限到来，就一定会瓦解。
中原流传着一句千古的谚语——“胡虏无百年之运”，
这简练而深刻的八个字，就是对草原帝国兴衰更替的精准概括。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汉驱逐匈奴、大唐逐退突厥。
实际上是中原帝国终于等到了草原帝国内部分裂的结果。
而中原帝国，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