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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景象放在太平年月不算什么。
可这是乱世。
天下烽烟四起，饿殍遍野。
北面朱温杀得人头滚滚，西面马殷的兵吃人肉，东面徐温的刀架在淮南百姓脖子上。
偏偏这一片地方，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谭全播在虔州待了十几年，卢光稠治下已算得上乱世中难得的一块净土。
可跟刘靖的地盘一比，差距肉眼可见。
最明显的是百姓的精气神。
这里的百姓脸上有光。
不是那种吃饱喝足的红光满面，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踏实劲儿。
田间劳作的农夫弯腰插秧，偶尔直起腰来擦把汗，脸上竟会露出一抹笑意。
笑。
谭全播在心里反复嚼着这个字。
在虔州，在天底下绝大多数地方，农户的脸上是看不到笑的。
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每日睁眼便是劳作与果腹，合眼便是明日的忧愁。
他忽然想起去年秋收时的一件事。
那天他路过虔州南康县，在一个叫黄泥坳的村子里歇脚。
村口的大榕树下，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坐在田埂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谭全播以为他家遭了什么祸事，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不是歉收。
恰恰是丰收。
老农哭着说：“先生，今年打了六石粮，按说该高兴吧？可交完田税、户钱、杂课、乡里的摊派，再扣掉去年欠里正那笔重息钱……落到碗里的，连两石都不到。”
六石粮，剩不到两石。
谭全播当时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个老农佝偻的背影，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个例。
这是虔州六县、天底下大多数州府的常态。
丰年反而比荒年更让人绝望。
收成越多，税越重。
大斗重秤、雀鼠耗损、地头蛇的孝敬……
层层盘剥下来，种地的人拼了一年的命，到头来还是饿肚子。
丰年与荒年，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多饿一顿少饿一顿的区别。
谁还笑得出来？
可刘靖治下不同。
摊丁入亩，按地收税，无地者不纳粮。
官定粮价收粮，不许胥吏大斗重秤。
足陌实收，连零头都替百姓抹了。
收成多少，落到碗里便是多少。
种地的人，终于能靠种地活下去了。
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谭全播靠在船舷上，望着两岸缓缓退去的青山绿水，良久无言。
半晌，他身旁的随从小声问：“先生，咱们使君治虔，也算是仁政了吧？”
谭全播没有回头。
“算。”
他淡淡说了一句。
“只不过仁政也分高下。”
随从不敢再问。
谭全播也不想再说。
有些话，说出来太伤人。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卢光稠的仁政，是“不作恶”。而刘靖的仁政，是“造活路”。
不作恶与造活路之间，云泥之别。
……
船行半日，经过一个名叫丰城的小县。
谭全播本无意停留，但随从去岸上买水时带回了一个消息——丰城县正逢五日一次的草市。
谭全播来了兴致。
一个地方的草市，最能看出这里的真实底色。
他换了身普通的褐布衫，带上两个随从，上岸转了一圈。
草市设在城南门外的一片空地上，面积不大，但摊子挤挤挨挨，少说也有百来个。
卖米的、卖盐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草鞋的、卖陶罐的……
甚至还有一个卖饧糖的老汉，面前围了一圈流口水的小娃娃。
谭全播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粮价。
几个米摊上都挂着小木牌，标着价：粳米一斗七十二文，糙米一斗五十五文。
跟渡口上那块公示牌的数目完全对得上。
在虔州的草市，粮价是由粮商说了算的。
今天七十文一斗，明天八十文，后天如果传来什么兵灾的消息，一夜之间能涨到一百二。
而官府定的“平粜价”，从来就是个笑话，贴在墙上好看罢了。
可在这里，粮价像是被一只无形的铁钳死死锁住了。
不许涨，也不许跌。
谁敢乱来，头顶上那块公示牌就是铁证。
第二，秤。
每个摊子上用的秤，秤杆上都烙着一个小小的“官”字印。
谭全播暗暗咋舌。
官制统一度量衡，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虔州推行了三年，到现在还是一团浆糊。
县城里的秤跟乡下的秤差着二两不止，更别提那些私造的“大斗重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