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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和士人再发起攻击阳武侯的言论，也没有多少人响应。
但是薛濂转为资政大臣这件事，却被阻拦下来――
没有人认为这个被皇帝惩罚的勋贵，还有资格在朝堂上担任大臣。
不过勋贵也没放弃，当今勋贵领袖，英国公张维贤在这个局面站了出来，请求彻底致仕，转为资政大臣。
面对这个请求，朝堂上的文官还真的没有办法反对。
作为四朝元老，张维贤曾辅佐三位皇帝登极，这样泼天的功劳，难道说还当不起资政大臣？
尤其是这个时候，报纸上掀起了一种言论，《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武官也是官”的文章，呼吁把武官当做官员看待。
这篇文章的内容，简直称得上悲愤。历数戚继光面对张居正自称“门下走狗”等事，认为武官现在，几乎是文官的仆人。
文章引起了很多武官的认同，甚至连皇帝都被惊动，要求枢密院和都察院严查文武官员勾结，防止危害社稷。
这种情况下，朝堂上的文官如何反对张维贤转为资政大臣的提议？
难道向皇帝说他们就是要压着武官，把武官视为“门下走狗”？
可以说，因为这篇文章，舆论形势完全逆转过来。从之前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武官转为资政大臣，到现在变得有来有回。
似乎是为了给这种情况加码，同样比较年长的定国公徐希皋，同样请求致仕转为资政大臣。
皇帝也因此召开朝会，探讨勋贵转为资政大臣的可能性：
“当前朝廷有五位国公、一位郡公，二十二侯、三十四伯。”
“这些人全部转为资政大臣固然不可行，但是全部拒绝也会伤他们为国之心。”
“诸位都议议勋贵的资政大臣名额有多少，定下一个章程来。”
群臣面面相觑，发现还真不好全部拒绝。
别说英国公张维贤这样功勋卓著的勋贵了，就是任何一位国公转为资政大臣，他们反对时都会引起很大争议――
每一位国公都代表着一股势力，带头反对他们转为资政大臣的官员，是要付出代价的。
诚意伯家族和东林党纷争数十年而不倒，已经给了文官很大的警示。如果不想朝堂上每次都掀起争论的话，最好是定个章程，把勋贵的资政大臣名额给定下来。
袁可立作为枢密同知，可以说是当今朝堂上最大的文职军官。他对此是当仁不让，率先道：
“臣以为勋贵的资政大臣名额，应当不超过十人。”
“以曾经担任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的勋贵为先，其他人没有资格。”
这个提议，得到很多文官的赞同，武官和勋贵则很是不满。
因为文官二品以上就能在致仕后转为资政大臣，为何勋贵转为资政大臣必须是正一品呢？
他们对此纷纷提出异议，认为文武官员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