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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野和段家俊到食堂的时候，大部分前来参加进修的同学已经到了，而李野从进门开始，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李野仔细观察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熟人，就感觉有些奇怪。
这些人大部分都跟段家俊一样平和...
夏日的蝉鸣在厂区上空盘旋，像一层层热浪裹着人不放。我站在车间外的水泥地上，手里捏着一张刚打印出来的电子台账汇总表，汗水顺着额角滑下来，在纸边洇出一圈淡淡的湿痕。新装的电风扇嗡嗡地转着，吹不动这闷得发黏的空气。可我心里却透亮得很??整整三个月，我和审计组的同事一点一点把过去五年积压的老账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把那些模糊不清的数字理清了脉络。
二叔拄着拐杖走过来，肩头搭条白毛巾，远远就喊：“小海！数据核对完了？”
“刚出来。”我把表格递给他，“去年三季度那笔‘设备维护费’确实是虚报，发票编号重复，金额多出了两万六千多。”
他接过一看，眉头拧成疙瘩，随即冷笑一声：“果然是老路子，打着修机器的幌子往私人腰包里塞钱。”他抬眼盯着我，“你准备怎么办？”
“上报工会监督小组，申请启动内部调查程序。”我说得平静，但心跳却不轻。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现问题，却是第一次触及到真正的大鱼??财务科副科长赵建国，厂里资格最老的干部之一，也是当年少数几个在爸被陷害时保持沉默的人。
二叔没说话，只是默默把表格折好塞进衣兜，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你知道赵建国和李德海以前是拜把子兄弟？”
我心头一震。这事我没听说过，但细想也不奇怪。八十年代初，厂里不少人讲究“义气”，拉帮结派早已不是秘密。而赵建国这些年稳坐财务要位，靠的不只是能力，更是背后那一张张交错的关系网。
当晚回家，我爸正在院里浇花。海棠树今年开得格外盛，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他弯腰扫着，动作缓慢却认真。我蹲下帮他拾，顺口提了句赵建国的事。他手上的扫帚顿了顿，半晌才说：“赵建国……原本不是坏人。年轻时候也拼过命，扛过百斤重的棉包连跑三趟都不歇。可后来……权力握久了，心就变了。”
“那你当年为什么不揭发他？”我忍不住问。
他抬头看我，眼神温和却坚定：“我没有证据。光凭怀疑不能整人。再说了，那时候风向不对，我说了也没人听。”他叹了口气，“但我一直记着他做过什么。现在你们查出来了，是好事。厂子要活，就得刮骨疗毒。”
第二天一早，我正式提交了调查申请。没想到下午就接到林涛电话：“小海，别急着推进。”
“怎么了？”
“我刚从市纪委朋友那儿听说，赵建国最近频繁接触几个退休领导，还在私下串联签名信，说是‘反对年轻人夺权’‘整顿财务影响生产稳定’。”林涛声音压低，“有人想把你爸当年的事翻出来，说你是‘挟私报复’。”
我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果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他们翻不倒我。”我说，“只要证据确凿，流程合规，谁也拦不住。”
林涛沉默几秒，忽而笑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帮你找了个外援。”
三天后，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出现在厂门口，穿着朴素的灰布衫，拎个帆布包，自我介绍叫周文英，是省审计厅派来指导基层财务管理改革的特派员。没人知道她是林涛托关系请来的“外援”，更没人想到，她曾在八十年代初参与过全国多起国企贪腐案的稽查。
她在厂里住了下来，住在招待所一间简陋的房间里，每天泡在档案室和财务科之间。起初有人对她爱理不理，甚至故意藏资料、打马虎眼。但她不恼不争，只是一笔一笔核对凭证，连一张五毛钱的差旅报销单都不放过。一周后，她在一次会议上当众拿出三份伪造的合同复印件，直接点名赵建国签字审批：“请问赵科长，这三家所谓的‘维修公司’，注册地址全是城郊废弃的猪圈，法人代表是你亲侄子，你怎么解释？”
会议室瞬间鸦雀无声。赵建国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想辩解，却被她一句接一句的问题逼得节节后退。最后他猛地站起来，摔门而去。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整理补充材料，忽然听见窗外有人咳嗽。抬头一看，是二叔站在梧桐树影下，手里拎着一瓶白酒和两个玻璃杯。
“陪叔喝一口？”他笑着晃了晃瓶子。
我走出去，搬了两张凳子坐下。月亮挂在屋顶上方，清辉洒在水泥地上，像铺了一层霜。
酒过三巡，二叔忽然说：“你爸这辈子最怕的不是被人害，而是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变坏。”他望着远处黑沉沉的厂房，“赵建国本来有机会收手的。可他不信邪，以为只要上面有人撑腰，就能横着走一辈子。”
“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