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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障。每一个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都是在对掌握公权力的群体进行制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讨论某些政策或者制度时效率十分底下，有人会说这种效率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反过来却可以想到另一个问题，这恰恰是对控制公权力人群作出制衡的结果。在每一个影响会人们生活的法律实施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对社会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前进还是后退，所以宁愿它可以慢慢的谈论，也不能单凭着极少数人轻易的举起手，就决定大部分人的未来。”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论落成极少数人轻松的举起手就决定绝大多数人未来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公权力的私有化成为一种公开的现象，有国家已被某些利益集团绑架。极少数的权力拥有者，凭借权力优势占有了社会绝大多数财产。在那里，权力开始成为一种公开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和继承。公产也不再属于全体国民所有，而仅仅是权力拥有者的理直气壮的“私有财产”；普通人实际上仅仅获取了很少的财产，而且这种私产在也仅仅是权力拥有者麾下的“变相私产”而已，如果愿意这种私产也是很容易剥夺的。”
“这个时候，人们便会强烈要求公权力的公正，要求能够保护自己的私有权利。不论是经过革命或变革，有所改变是必然的事情，这是私有经济成分的功劳，私有的权利一直是公权力私有化的死敌，一直呼唤着公权力的公有。这就是我对苏联解体的理解，在我看来，即使在两年前它没有成功解体，那么两年后或者二十年后，它的解体也是一种必然，除非它从自己权力的上层主动进行变革。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本身不具备监督和制衡的阶层，是不可能主动放弃凌驾于大部分人之上的权力的，必然需要一场大的变革才可能被迫放弃。”
“是吗？”安德鲁默默的想着，最终再没有说话。安然笑了笑，正准备开口，不料乐凌忽然chā嘴问道：“制衡和监督是指什么？像西方政权那样的竞选吗？”
“呵呵，”安然看着她认真的模样很是可爱，忍不住把她搂进怀里说道：“说得简单一点，当媒体和宣传机构做的事情变成专门给执政者挑毛病，而不是对国民进行教育，这也算是一种最基本的制衡了。”
写完了就有点后悔，肯定又要挨喷了，本想修改一下，最后还是算了，每个人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可能每个人的思维都是一样，但是希望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