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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昶君去了狮城的贫民窟。
那不是房子，是棚子，用木板、铁皮、纸箱、塑料布搭起来的，歪歪扭扭的，像一堆垃圾。
棚子之间是狭窄的巷子，巷子里流着臭水，老鼠跑来跑去，苍蝇嗡嗡地飞，孩子们光着脚在污水里踩，脸上脏兮兮的。
魏昶君走进一个棚子，里面住着一家人，父亲、母亲、四个孩子，父亲是个搬运工，一天挣五块钱，养六口人。
母亲是个洗衣娘，一天挣三块钱，帮人洗衣服，手泡得发白，裂开了口子。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三岁，没有一个上学，因为上不起。
魏昶君坐下来，跟那个父亲聊了很久。
“你想过好日子吗？”
父亲苦笑：“想有什么用？”
“如果有人帮你，你愿意站起来吗？”
父亲愣了一下，看着魏昶君。
“你是谁？”
“我是魏昶君。”
父亲的眼睛突然亮了，亮得像灯，他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魏昶君的腿，嚎啕大哭。
“里长！您来了！您终于来了！我等了您二十年！我爹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您，说您会来的，您一定会来的。我爹死了，临死前还念叨您。里长，您救救我们，您救救南洋的老百姓！”
魏昶君弯下腰，把他扶起来。
“你爹叫什么？”
“叫陈大毛，闽南县人，跟着您造过反。后来启蒙会打过来，他逃到了南洋，在这里扎了根。他临死前说，里长会来的，红袍会来的，老百姓会站起来的。他说，让我等着，一定要等着。”
魏昶君的眼眶红了。
陈大毛，他想起来了。闽南县的一个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可背下了他写的每一首诗。那年在闽南县搞农会，陈大毛是第一个报名的，第一个交会员费的，第一个上台发言的。
他说话结巴，可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他说：“农民为什么穷？因为地是别人的。地是自己的，农民就不穷了。”
后来魏昶君走了，启蒙会来了，陈大毛被打成了“反动分子”，关了一年，逃了出来，辗转到了南洋。
他在南洋又干了二十年搬运工，攒下的钱不够买一口棺材，他死了，埋在狮城郊外的一个乱葬岗上，连块碑都没有。
魏昶君站起来，走出棚子。
外面阳光刺眼，可他觉得冷。
李满囤跟在后面，小声说：“里长，您看了三天了，有什么想法？”
魏昶君没有说话。
他在想一件事：南洋太复杂了，不是简单的穷，是盘根错节的穷。码头上有种族歧视，橡胶园里有封建剥削，贫民窟里有资本压榨。
复社在这里当了二十年的家，可他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换了一批人当老爷。陈嘉庚嘴上说着社会主义，干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勾当。
他修了高楼，建了工厂，铺了马路，可老百姓的碗里，还是那点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这不是一个政权，是一个泥潭。
你踩进去，就拔不出来。
晚上，魏昶君回到国宾馆。
《大明事感录》又翻开了，这一次，写字的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字迹各不相同，工整，潦草，有刚劲，有字体柔弱，他们开会轮流发言，每个人都想说服他。
第一个写的是个中年人，字迹工整，语气温和。
“里长您好，我是西安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叫赵普，我研究红袍天下的历史已经二十年了，我想跟您说几句话，可以不？”
魏昶君写：“说。”
“里长，您在南洋看到的那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种族歧视、封建剥削、资本压榨，这些问题，在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您能统一红袍美地，能统一北欧，能统一东亚和飞洲，那是因为那些地方有革命的基础，有老百姓的支持。
可南洋不一样。南洋太乱了，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复社、民会、财阀、帮会、殖民者的余孽，还有数不清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您想把这些东西捏在一起，比登天还难。”
魏昶君写：“所以呢？”
赵普写：“所以，我们建议您，放弃南洋。不是永远放弃，是暂时放弃。您把精力放在红袍美地和俄地上。
那两个地方是您的根基，稳住了根基，再图南洋，您一百岁了，时间不多了，不能贪多嚼不烂。”
魏昶君没有回答。
另一个人接上来，字迹潦草，语气很急，像是个年轻人。
“里长，我是研究历史赋税的，我叫张明。我不同意赵老师的说法。不是南洋的问题不能解决，是您的方法不对。您想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南洋的问题，可南洋的革命条件不成熟。
老百姓没有觉醒，工人阶级没有组织，农民没有土地意识。您强行推行土改、民选、监督委员会，只会激化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