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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
消息在河间府底层悄悄传开，失地农户和胆大的闲汉被“每日管两餐、月结工钱”的条件吸引，开始向那片河滩聚集。
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苏州。
三家最大的私营丝绸工坊，裕丰祥、永昌源、振泰昌的东家，联名向苏州府衙及民会苏州分会递交了一份措辞恳切、数据详实的陈情书。
书中大谈海外机器丝绸的倾销压力，陈述工坊成本高昂、利润微薄、难以为继的困境，最后提出恳请。
“为与外货竞争，保我苏绸生计，恳请官府体恤商艰，暂准仿效海外通例，于生产旺季，在保证足量饭食、给予适量加饷之前提下，适度延长工徒每日劳作时辰，以增产出，降成本，挽颓势，此实为不得已之下策，万望准允！”
民会苏州分会接到陈情书，不敢擅专，转呈民会总部及“实业振兴联席会议”。
数日后，批复辗转下达，在陈情书末尾，用朱笔添加了一行批示，语气温和，充满“理解”与“关怀”。
“所陈各节，确系实情。”
“值此实业维艰之际，商会与工友本应同舟共济。”
“所请延长工时一事，若确为应急竞争之需，且能切实保证工友饮食休息，无碍健康，各地可酌情试点，加强监督。”
“总以不激起劳资对立、不影响社会稳定为要。”
同样是充满弹性、留下巨大空间的措辞。
而且，巧妙地将“延长工时”这个核心诉求，包装成了“应对竞争”、“同舟共济”的“应急之举”。
闸门，似乎真的被撬开了一线。
浊流，开始沿着这细微的缝隙，试探着，悄无声息地，重新渗透、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