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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坏了他们的“好事”，还常令他们头痛欲裂，暗自叫苦。
很多时候，他们再三打招呼，这些人也往往是随口答应，心底里却丝毫也不以为然。
为了自己多捞一点钱，也不按他们的吩咐行事。
“坑”人的可不在少数。
如今，新政一声令下，随行差役悉数由朝廷指派，且严禁官员私自带人上任。
这一纸诏书，如同天降甘霖，为他们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
从此，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回绝那些缠人的请托，再不必为推辞人情而寝食难安。
清官得以保全清誉，贪官也能甩开累赘，按自己的路数行事。
无论忠奸，这群官员无不为此松了一口气。
新政如同一柄利刃，斩断了那些盘根错节的世俗羁绊，让他们得以轻装上阵，各自在仕途上挥洒自如。
这份解脱之感，怎能不令他们对陛下的英明决断感激涕零？
按照朱允熥的旨意，这些随行差役的选拔工作交由吏部负责，并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进行。
原则上，凡是大明的子民，哪怕是以前的贱籍，只要通过资质审核，过往没有犯下奸邪罪行，皆可报名应试。
曾经的衙役，若平日表现卓越，则享有优先录用的特权。
具体的要求因岗位而异，各有侧重。
某些职位对体魄要求甚严，需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有些甚至还要会一些拳脚功夫。
有些职位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比较高。
也有些职位，没有这些门槛。
然而，有一项基本条件不可或缺。
应试者必须识字，能流畅阅读《大明日报》上的文章，同时还需熟练掌握通行的官话。
这两项标准并不算高，即便有人此前目不识丁，或不通官话，只要肯下苦功，通过一段时日的培训，便足以胜任。
更何况，新政推行之际，朝廷还配套推出了“扫盲”举措，为此提供了便利。
在这些随行差役中，也不乏官员们心心念念的“师爷”。
只不过，朱允熥将这一称呼改为更为雅致的“秘书”。
官员肩负的事务繁重如山，有些琐碎却不可或缺的工作，唯有倚靠秘书分担。
若无此助力，官员们恐怕难以腾出手来专心处理政务。
朱允熥对此深有体察，也颇为认同。
随行差役选定之后，便随同官员一同赴任。
然而，若官员日后调往他处，这些差役并不会随行迁徙，而是留在原地，继续履行职责。
待新官再度赴任此地时，便不再配备额外的随行差役。
这正是朱允熥推行衙役正规化迈出的第一步。
通过从外地调配差役，打破地方固有的势力均衡，新上任的官员便可借此调和各方力量，不必再忧心权力被架空的风险。
对于差役的选拔，朱允熥令吏部切实负责，同时也让都察院加强监督。
原则上要和科举选官一样的严格。
因为衙役不仅是官员的左膀右臂，更是朝廷法度在地方的延伸。
衙役选好了，官好了，地方上才能真正的安稳。
那些通过考试入选的差役，无论出身寒微还是曾为旧役，皆因这份差事而挺直了腰杆，也为日后的吏治革新埋下了伏笔。
其他新政举措，诸如修筑道路、兴建水库、加固河堤、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振兴教育等等，皆不损及任何一方的利益，自然无人站出来反对。
总体而言，新政推行之前，许多人心中惴惴不安，生怕自己的好处被削减。
然而，当新政真正落地生根后，竟出乎意料地让各方都感到心满意足。
究其根源，在于朱允熥的新政改革，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截然不同。
过往的变法，无论是商鞅的铁腕革新、王安石的济世新法，还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乃至雍正的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无一例外，归根结底都是利益的重新洗牌。
不管这些改革披上多么冠冕堂皇的外衣，其本质始终未变。
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有限，若不分给百姓，便落入官绅之手；若百姓多得一分，官绅便少拿一毫。
因此，每逢改革，总有人要付出代价，利益受损的那一方，必然群起反对。
谁会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血肉割舍，拱手让人？
若非如此，又何须大动干戈，推行变法？
更何况，历史上这些改革的起因，多半源于朝廷财政难以为继，入不敷出。
国库空虚，国家欲强盛，便需从民间搜刮更多钱粮。
一次成功的变法过后，社会的总财富未必增长，但国库却陡然充实。
这些银两从何而来？
无非是在变革的刀锋之下，从官绅与百姓身上硬生生剥下的一层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