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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给我军集中突袭其薄弱环节的机会。他这是要跟咱们拼消耗，拼耐心。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近几次接战，突厥人对咱们新用的火罐、毒烟球，防备更有一套了。”
尉迟敬德粗声道：“殿下，末将也觉得邪门。前几日我带人巡哨，遇上一股突厥游骑，刚掷出两颗新式火罐，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愣冲或硬抗，反而立刻散开，用湿毡毯扑盖，还有几个家伙掏出一种怪模怪样的皮囊朝烟雾里喷水雾，效果竟不差！像是专门练过对付咱们这玩意儿！”
秦琼补充道：“据抓获的舌头供称，突厥贵人中流传一种说法，说唐军的‘魔火罐’虽然厉害，但‘十中有一不响，响者亦有快慢’，教他们遇到时不要慌，先躲开第一波‘铁蒺藜雨’，再快速上前用湿物扑灭或掩埋，对付毒烟则要抢占上风，用加了‘神水’（不知何物）的湿布蒙面更有效。这说法……像是有人专门教他们的。”
帐中气氛一肃。敌人不仅适应了新武器，甚至有了针对性的训练和装备改良，这绝不是在战场上偶然能总结出来的。
“看来，咱们家里，不止有老鼠偷粮，还有人往外递菜谱。”李世民冷笑，眼中杀意凛然，“杨军在信中提到的那几条线索……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要紧。”他看向房玄龄，“玄龄，让咱们在长安的人，配合杨军那边，盯紧‘胡记’柜坊和所有可能牵扯的边商。前线这边，让军法官给我秘密地、仔细地筛一遍，尤其是能接触到新式火器配发、使用细则的军官和匠户。宁可错查，不可放过！”
“是！”房玄龄领命。他知道，一场针对内部渗透的无声清洗即将开始，这同样风险巨大，可能引发猜疑与动荡，但在技术泄密已危及战局的当下，势在必行。
长安，北边军需筹备使司。
杨军也从前线反馈和薛仁贵秘密渠道获知了突厥战术调整与新式火器被针对性克制的情况。这证实了他最坏的猜测之一：内部泄密渠道不仅存在，而且效率很高，传递的甚至可能是一些经过“加工”的情报——既包含真实弱点（如火器可靠性问题），也可能掺杂了误导信息（如夸大火器故障率）。
“对手在利用我们释放的‘烟雾’，甚至可能添加了他们自己的‘佐料’。”杨军对马德威道，“我们的火器改进，必须更快、更多变。第二批改进型样品，除了提高可靠性，还要增加‘不可预测性’。比如，我们可以设计几种燃烧后产生不同颜色或气味烟雾的‘信号/迷惑烟球’，让敌人无法仅凭烟雾判断我方意图；或者将部分火罐的外形做得与普通陶罐、石块无异，增加其辨识难度。”
马德威面露难色：“侍郎，增加变化固然好，但工艺越复杂，量产难度越大，成本也越高。且前线将士需要时间熟悉新器特性，变化太多恐致使用混乱。”
“所以需要分级、分类。”杨军早有考虑，“我们将新火器分为‘常备型’和‘特制型’。‘常备型’就是我们已经定型、批量生产、性能稳定的基础型号，如防潮毒烟球和基础版延时火罐，要求前线部队熟练掌握。‘特制型’则是小批量试制、功能各异的试验品，如信号烟球、诡雷火罐等，由专门的‘奇兵队’或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携带使用，并配发详细的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这样，既能保持主战部队装备的稳定性和熟练度，又能为战场提供不可预测的变数。”
马德威思索片刻，点头道：“此法甚妥。只是这‘特制型’的试制与保密……”
“在将作监内设一独立密坊，人员精挑细选，与外界隔绝，原料由使司直接调配，成品由‘夜不收’或秦王亲信直接押送前线特定部队。”杨军决断道，“此事我亲自与殷尚书（兵部尚书殷峤）及将作监大匠沟通，所需权限，可请秦王殿下协调。”
就在杨军筹划技术反制的同时，朝堂之上，针对使司及他本人的新一轮攻势，也借着一件“小事”拉开了帷幕。
五月中，关中京兆府下辖的栎阳县，一名参与使司“第二轮匠户征召”、从事箭杆打磨的老妇，因连日劳累外加天气炎热，在劳作时中暑晕厥，后虽经救治无碍，但此事被有心人渲染，与之前同州等地因执行新规导致的“产量下降”、“匠户怨言”等事件串联起来，由几位御史联名上奏，弹劾使司“苛政虐民，罔顾人伦，为求军功，不惜竭泽而渔，致使老弱妇孺不堪驱使，有伤陛下仁德”。
奏章中虽未直接点杨军之名，但矛头直指使司推行的“全员动员”和“严格新规”，并引用“圣人云：使民以时，治国以宽”等道理，将问题上升到“治国理念”和“君王德行”的高度。太子李建成在朝议时，再次扮演了“体恤民情”的角色，委婉表示“北疆军务虽重，然民心不可失，朝廷仁政不可废”，建议“是否可稍缓征调力度，或对老弱予以减免，以示皇恩”。
这一击，看似温和，实则狠辣。它避开了难以撼动的“军功”和“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