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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江绍恩，是个孤儿。
记事起就在窑上，不知道爹娘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生在何处。
窑头说，我是被人扔在窑边的，裹着块破布，差点让火给烤熟了。他可怜我，把我养大，给我口饭吃，让我学着烧砖。
那时候我不懂，这口饭，是要用一辈子还的。
洪武三年，我被编入匠籍。
那天下着小雨，县衙的人拿着本子，挨个点名。点到我的时候，我应了一声，那人在本子上划了一道，说：“江绍恩，匠户，世代承袭。”
世代承袭。这四个字，我当时听不懂。后来才明白，意思是我这辈子是匠人，我儿子这辈子也是匠人，我孙子、重孙子，世世代代，都是匠人。
逃不掉的那种。
窑上的日子苦。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和泥、踩泥、制坯、晾晒、装窑、烧火、出窑。
一年到头，除了过年那几天，没有歇的时候。
夏天窑里热得像蒸笼，冬天手冻得裂口子，还得往泥里伸。
累也就罢了，最难受的是，没人把你当人看。
那些监工的、管事的，吆五喝六，动不动就骂。烧出来的砖，他们挑三拣四，稍有不满就扣工钱。有一回我烧的一窑砖，明明成色很好，管事非说颜色不正，扣了我半个月的工钱。
我不敢争辩，争了也没用。
匠户是没有地位的。
后来，朝廷要修南京城墙，我们整个窑上都被征调去烧城砖。
官道上，运砖的车队排成十几里长，一块块砖从我手里出来，被人拉走，砌到那座据说要六百年不倒的城墙上。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是有点骄傲的。
我烧的砖，要砌进皇上的城墙里，这是多大的事？
可这点骄傲，很快就没了。
因为太累了。
征调的匠户不止我们这一处，几万人挤在一起，日夜不停地烧。
窑火不能灭，人手不能停。有人累倒了，拖走，换新的上来。有人烧伤了，抹点药，继续干。有人死了，就死了，草席一裹，就无声无息地埋了。
我那年三十出头，身体还算结实，但也扛不住这么熬。
有一回烧着烧着，眼前一黑，直接栽进窑口里。要不是旁边的人手快把我拽出来，我这条命就交代在那儿了。
饶是如此，胳膊上也烙了一道疤，至今还在。
那次之后，我就落下个毛病，天一冷就咳嗽，咳起来没完。监工说我装病，我说是真的，他不信，骂我偷懒，又扣钱。
我那时候就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身体越来越差，咳嗽的毛病也越来越重。有一回，监工来查，看我咳得厉害，非说我患了痨病，要把我撵出去。我急了，跪下求他，说我不是痨病，就是老毛病，能干活。他不信，非要赶我走。
就在这时候，窑头出来说话了。他说我这砖烧得好，没了我，窑上损失大。监工这才松口，让我留下，但警告说，要是再咳，就真撵。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盯着黑漆漆的房顶，想了很久。
我想，与其在这儿等死，不如自己找出路。
匠户不能逃，逃了就是死罪。可我这条命，本来就不值钱。活着是累死，逃了是砍头，左右都是死，为什么不搏一把？
那年秋天，我终于跑了。
那晚风大，窑上的火被吹得东倒西歪，看门的都去救火了，没人注意我。
我趁乱溜出去，一路向北，头也不回。
逃出来之后，我改了个名字，不敢再用“江绍恩”。在外面漂泊了两年，到处给人打短工，什么活都干。后来机缘巧合，让我遇见了洪秉之师傅。
那是洪武十五年的事了。
我是在一个镇上遇见他的。那时候他在帮一户人家拓碑，我正好路过，看见他手里拿着墨包，在石碑上一按一按，那动作，那神态，说不出的专注。
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直到他拓完，才表示我想和他学习。
他抬头看我，问：“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我坦言：“我是逃出来的匠户，想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他没问我逃籍的事，也没躲着我。
他只是说：“我这儿缺个打杂的，你要是愿意，就留下。学会了，能靠这个吃饭。”
我就这么留下来了。
跟着洪师傅的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日子。
他教我认纸，认墨，教我怎么调墨，怎么上纸，怎么拍，怎么揭。他说，传拓这事，看着简单，其实讲究多。
力道要匀，墨色要润，心要静，手要稳。
一张好拓片，能让后人看见前人的字，也能让后人看见拓片人的心。
我不算聪明，但尚算勤奋。师父不嫌弃，一遍一遍地教。有时候我拓坏了，他也不骂，只是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