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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的时候，信仰就成了最锋利的刀子。有人在走廊里贴传单，说这场灾难是“上帝的惩罚”；有人反驳说，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祂不阻止灾难；有人站出来说，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人类，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争吵从口头升级到肢体，从肢体升级到械斗。一次关于“是否应该在食堂里悬挂十字架”的争论，演变成了近百人的群殴，死了三个人。
虬渊带人平息了冲突，但他知道，暴力只能压住火，不能灭火。他找珀罗商量。珀罗说：“我们不能禁止信仰，也不能放任信仰。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人都可以信自己想信的，但不能强迫别人信，也不能因为信仰伤害别人。这个框架，必须写在法典里。”虬渊说：“法典能管住人的手，管不住人的心。”珀罗说：“手管住了，心慢慢就会变。”虬渊没有反驳，但他心里不这么认为。
第二个冲突来自阶层。零号堡的居民大致分为三类：原来的军政官员和技术精英，占据着最好的居住区和最多的物资；最早一批跟随老陈进入的普通幸存者，地位中等，生活勉强过得去；最晚一批到达的幸存者——包括虬渊带来的人——住最差的房子，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口粮。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不是老陈制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资源有限，先到先得。但先到的人不愿意让出利益，后到的人不满现状。矛盾在一次仓库物资分配中爆发了。
那天下着雨——不是地面的雨，是地下水渗漏，从天花板的裂缝里滴下来，滴滴答答的像是在哭。后到的幸存者发现，他们分到的口粮比前一批人少了三分之一。他们找管理员理论，管理员说：“这是规定，有意见找上面。”他们找上面，上面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时间解决。”他们等不了。当天晚上，一百多人冲进了仓库，抢走了大量的粮食和药品。老陈的人试图镇压，但人数不够，被打退了。虬渊带着自己的人赶到时，仓库已经乱成一锅粥。他没有下令开枪，而是站在高处，对着人群喊话：“我是虬渊。你们认识我。这些东西你们拿走了，能活一阵子。但之后呢？之后怎么办？你们能抢一次，能抢两次，能抢一辈子吗？我们需要的不是抢，是改。把不合理的制度改掉。你们信我，我帮你们改。但如果你们继续抢，我会开枪，会打死你们。你们想这样死吗？”人群安静了。一个年轻人说：“你拿什么保证？”虬渊说：“我用我的命保证。如果三个月内，分配制度不改，你们可以来找我。我随你们处置。”
人群散了。抢走的物资还了一部分，但虬渊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他需要真正的改变。
第三个冲突来自资源分配的核心问题——谁来决定资源的分配？官员们认为，他们有经验、有能力、有资历，应该由他们来管。底层幸存者认为，官员们只会为自己谋利，应该由民选的代表来管。中间的技术人员认为，资源分配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由专家来管，不应该被政治干扰。三派争执不下，会议开了十几次，每次都不欢而散。虬渊和珀罗各自支持不同的方案——虬渊倾向于民选代表，珀罗倾向于专家委员会。两人为此争论了很久。虬渊说：“权力应该来自被管理者，否则就是暴政。”珀罗说：“普通人不懂资源管理，让他们决定，只会变成暴民政治。”虬渊说：“那你的专家委员会，谁来选？专家自己选自己？那不是精英统治吗？”珀罗说：“精英统治至少比暴民统治强。”虬渊说：“你错了。没有监督的精英，比暴民更可怕。”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成立元老院，搭建新世界的初步框架。元老院由三部分组成——官员代表、民选代表、技术专家代表。三方共同决策，互相制衡。这个方案被写进了法典，成为联合政府的基石。
法典的起草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虬渊、珀罗以及各阶层的代表，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整整争论了三个月。每一天，每一章，每一条，都要反复讨论、修改、投票。有人拍桌子，有人摔杯子，有人流泪，有人拂袖而去。虬渊和珀罗轮流主持会议。虬渊善于倾听和调和，珀罗善于分析和总结。两人的配合，让这个濒临崩溃的会议一次次地回到正轨。
法典的核心要义，在草稿过程中逐渐清晰：第一，秩序优先于自由。在地下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没有秩序，自由只会导致混乱和死亡。第二，权力必须制衡。元老院、执法部、地方政府三者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第三，权利与义务对等。每个人都要为社区贡献劳动力，同时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言权。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旧世界的将军，还是底层的平民，犯同样的罪，受同样的罚。第五，修改机制。法典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十年可以修订一次，由元老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
新历元年，法典正式颁布。零号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虬渊和珀罗站在**台上，看着台下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