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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ooo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o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还算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o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
日军卷土重来后，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现了中**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年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o年，协约国6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
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
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