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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用淡青色的线绣的。她摸了摸那朵花，突然想起三叔母说的话：“你姑婆最会绣花，枕头上、鞋面上，都有她绣的玉兰花。”
暮色渐浓时，聂小花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灰色长裙垂到脚踝，裙摆上的草屑已经被风吹掉了，只剩下几处浅褐色的泥印。她数着球鞋上的鞋带孔，一个、两个、三个……直到数到第七个，想起姑婆日记里的那句话：“建军说七个鞋带孔代表‘七上八下’，以后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远处传来晚饭的吆喝声，夹杂着几声狗吠。聂小花站起身，白色球鞋踩在磨盘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她突然想去看看那棵老槐树，就像姑婆每个夜晚都会做的那样。
月光透过槐树叶洒下来，在灰色长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聂小花踮起脚尖，指尖刚好够到最低的那根枝桠。树洞里塞着些碎布和纸屑，她掏出片褪色的红绸子——许是当年姑婆辫梢上的饰物。
风过时，她听见裙摆扫过树干的声音，沙沙的，像谁在低声诉说。白色球鞋的鞋底沾了些槐树的汁液，黏糊糊的，像未干的血迹。
回到老屋时，母亲正坐在灯下缝补什么。聂小花走近了才看清，是双白色的回力鞋，鞋头处缝着块补丁，用的是灰色的布——跟她裙子的颜色一模一样。
“你姑婆留下的针线笸箩里找着的布。”母亲把针线穿过鞋底，“她说灰色耐脏，白球鞋配灰补丁，看着也体面。”
聂小花坐在母亲身边，看着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在灰色长裙上织出张透明的网。她突然想起今天在河边捡到的那块碎玻璃，反射出的光原来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月亮——就像姑婆日记里写的：“今天的月亮好圆，像建军送我的那面镜子。”
夜深时，聂小花把白色球鞋摆在窗台上。月光落在鞋面上，把那朵玉兰花照得隐隐发亮。她摸着灰色长裙上的褶皱，突然明白为什么姑婆总穿灰布衫——不是因为耐脏，而是因为灰色像清晨的薄雾，能藏住许多不想被人看见的眼泪。
这是她第三次回聂家洼。
第一次是五岁，记忆里只有晒谷场上的麦秸垛，还有三叔公烟袋锅里明灭的火光。第二次是十二岁，非典刚过的夏天，她在井台边摔了跤，膝盖上结的痂像块丑陋的树皮，直到现在还留着浅褐色的印子。
火车进站时，站台的广播突然滋啦响了两声，传出一段豫剧的调子。聂小花猛地直起身，恍惚间看见月台上站着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辫梢系着红绸子。那姑娘也在看她，眼睛亮得像浸在井水里的星子。
“小花，发什么愣？”母亲的声音把她拽回现实。穿碎花衬衫的姑娘已经不见了，只有卖冰棍的老汉推着自行车走过，车斗里的棉被下露出半截红纸包裹的冰棒。
三叔开着辆二手捷达来接站。车窗外的白杨树渐渐稀疏，换成了成片的玉米地。青纱帐密不透风，偶尔有受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在碧绿色的浪涛里划出转瞬即逝的灰影。
“你爷昨天还念叨你，说城里的孙女总算肯回来了。”三叔把烟蒂摁在车载烟灰缸里，“这次能住多久？”
“最多两周。”聂小花掏出手机，信号只剩下一格。微信里班长刚发了通知，开学要交社会实践报告，她拍了张玉米地的照片发过去，配文：乡村振兴调研中。
车拐进村口时，聂小花看见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比十二岁时更粗壮了，枝桠上挂着几个褪色的红布条，风一吹就像招魂幡似的晃悠。树下坐着几个纳鞋底的老太太，看见捷达车都直起身子，其中一个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突然扯着嗓子喊：“这不是老聂家的二丫头吗？跟她姑婆年轻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母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聂小花知道她们说的姑婆是谁——那个在1983年夏天死在玉米地里的女人，也叫聂小花。
爷爷的老屋还是老样子。土坯墙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沟壑，屋檐下挂着干辣椒和玉米棒子，窗台上摆着个缺了口的粗瓷碗，里面插着几支晒干的野菊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七章中学校花聂小花(第2/2页)
“快进来，外面晒。”爷爷拄着拐杖站在门槛里，浑浊的眼睛在聂小花脸上扫来扫去，“瘦了，城里的饭不养人。”
堂屋的八仙桌上摆着个掉漆的相框，里面嵌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聂小花每次来都要盯着看半天——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的确良衬衫，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这是1982年县高中的毕业照，也是姑婆聂小花留在世上唯一的影像。
“爷，我想看看姑婆的东西。”聂小花放下行李时，发现床底下有个落满灰尘的木箱。
爷爷的手抖了一下，烟袋锅在桌角磕出火星：“早烧了，不吉利。”
“可是……”
“别可是了！”母亲端着洗脸水上来说，“你姑婆的事是家里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