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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调研报告被部里列为参考范本。
遇到棘手的外交磋商，别人怕言多必失选择保守，他却能精准抓住对方政策漏洞，用详实的数据和法理依据据理力争，连外方谈判代表都私下称赞“这位顾副司长，年纪轻轻却有外交官的沉稳与锐利”。
有次部里评年度优秀，有人私下议论“还不是靠家里”，但当公示栏里列出他主导的几次成功磋商、推动的中英文化交流项目清单时，所有闲言碎语都咽了回去。
那些实打实的成绩，是任谁也抹不去的。
他的能力就像一块硬通货，让父母铺垫的资源有了落脚点，也让那些潜在的质疑找不到切实的把柄。
外交部的规则里，“潜”的部分终究要依附于“显”的实绩。
顾从卿能坐到西欧司副司长的位置，说白了是“软硬条件”的结合：父母的资源为他扫清了部分障碍，让他的能力有机会被看见、被认可。
而他自己的能力，则让这些资源落地生根，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外交成果。
缺了前者，可能要多熬几年才能摸到核心业务的边。
少了后者，再厚的背景也撑不起关键岗位的职责，反而容易沦为外交场上的笑柄。
说到底，这更像是一种平衡——父母提供的是“机会成本”，而顾从卿用能力证明了“机会没有被浪费”。
在外交部的规则里，这种“双向匹配”，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关键。
……
顾从卿近来在外交部西欧司的办公室里，倒有了不少能静下心来的空闲。
副司长这个位置，日常事务多是统筹协调与政策研判，若不是遇上中欧关系的关键节点或是突发外交事件，倒难得有几分从容。
于是，办公室的台灯常常亮到很晚，案头堆着的不再只是各国政要的会晤纪要，更多的是摊开的稿纸和厚厚的史料。
他先前写的那本《让福尔摩斯归来》，手稿早已被土豆小心翼翼地装进牛皮纸信封，带回了英国。
麦克米伦出版社的主编是个十足的福尔摩斯迷，如今书稿送去，也算是给全球那些盼了几年的读者一个交代。
毕竟自顾从卿让福尔摩斯“坠崖”后，多少人捧着泛黄的书页，盼着这位神探能在笔下重生。
眼下，他正埋首于另一本大部头——《大国崛起》。
开篇先写英国，这或许与他常年研究西欧事务有关，却也藏着更深的考量。
书架上摆着的《国富论》《英国史》被翻得卷了角，扉页上密密麻麻写着批注。
电脑里存着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图纸、殖民时期的贸易航线图，标注得格外细致。
他不想只写王朝更迭的编年史，更想剖开那些藏在历史褶皱里的细节。
蒸汽机轰鸣时工人的汗滴如何汇入资本的洪流，议会大厦的辩论声怎样塑造了现代民主的雏形，甚至是下午茶文化里藏着的殖民扩张余韵。
有次刘春晓来送文件，见他对着一张19世纪伦敦的老地图出神，笑着打趣：“副司长这是要跨界当历史学家？”
顾从卿抬头笑了，指着地图上泰晤士河的航线：“搞外交的，总得弄明白对方的根在哪儿。
写英国，也是在看一个国家如何在浪潮里起落，这对咱们打交道，心里更有数。”
其实他心里还有个念想：等书稿写完，正好能送给莉莉的父母。
上次见面时，莉莉爸爸聊起英国的历史，眼里闪着骄傲，却也有几分对当下的困惑。
或许这本书，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对话——不用外交官的身份，只用一个研究者的真诚，聊聊那些共同关注的过往与未来。
夕阳透过百叶窗，在稿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顾从卿握着笔，在“英国篇”的结尾处停顿片刻，又添了一句：“所有的崛起，都是历史与人心的共谋。”
笔尖划过纸面，留下清晰的字迹，像在外交谈判桌上落下的每一个字一样，扎实而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