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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把扳手，是怎么听。
扳手、钳子、皮带、轴承，是他少年时认得最熟的字。
别人说一台机器不过是铁疙瘩，他不这么看。他总觉得机器也有脾气，肯听，便能听出它哪里在别扭，哪里在喊疼。
师傅说，机器的毛病，十成里有七成不在你看见的地方。
你得听，得摸，得等它自己告诉你。
他记住了。
后来厂里动员支援边疆，说新疆缺懂机械的人。
他第一个报了名。
有人问他，西去那么远，想好了没有。
他说：“想好了。厂里少我一个，还能转；那边要是缺个修机器的人，不少活就得卡住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慷慨的神气，像是只把一件该办的事说明白了。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叫人信服。
在武威换车那一晚，何望舒第一次见到他。
天色已经暗了，换车的地方是一片临时停车场，地上压着厚厚的浮土，脚踩下去能没过鞋面。
几辆卡车并排停着，车灯黄黄的，照出光柱里翻滚的尘土。
有人卸行李，有人蹲在车边啃干粮，炊事班的人架起锅在烧水，煤烟混着沙尘，呛得人直咳。
陆国庆正蹲在一辆卡车旁边，给一只松了的轮帽上扳手。
他上扳手的时候，肩胛骨在单薄的棉袄下面一拱一拱，扳手每拧一下，手臂上的筋就鼓一次。
旁边有人催他，说天快黑了，明早再弄也不迟。
他没应声，只把嘴里的沙啐到地上，又接着拧。
那动作不紧不慢，每一下都咬在同一个地方，像是在给一只倔脾气的牲口上嚼子。
何望舒从旁边经过，只是看了一眼，并没记住他的脸。
只是后来，她在卡车斗子里颠得半睡半醒的时候，不知怎么又想起那双手——骨节粗大，脏兮兮的。
她不认得那个人，可她认得那双干活的手。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那双手。
也许是因为，在这片越来越荒的土地上，那双手比任何一张脸都更真实。
车队进了新疆，先到乌鲁木齐，又继续南下。
那时全疆还不通铁路，路一段比一段难走。
翻天山的时候，车头像顶着天，轮子底下就是深渊，车上的人都不自觉屏住气，连晕车呕吐的人都把声音吞回去了。
下坡的时候，司机把方向盘攥得死紧，整个人像钉在座位上。
有人发着烧还硬撑，额头上搭一块湿布，烧得嘴唇起了一层白皮。
等到终于望见南疆平坦的戈壁时，何望舒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圈，颧骨支出来，手背上的青筋也比从前明显了。
1956年春，他们被分到农一师驻叶尔羌河一处屯垦农场，位于麦盖提县附近，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条件异常艰苦。
她扶住车帮，站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立一年多了。
南疆许多地方还是新垦区的模样：土坯房，低矮，屋顶压着苇子和泥，远远看去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盖起来的。
排碱渠新挖出来，渠边的湿土还发白，泛着一层薄薄的盐霜。
营房前后堆着木桩、芦苇和红柳条。
风一来，连门缝里都往里钻沙。窗台上、饭碗里、被褥上，全是细细的一层。
农场挨着叶尔羌河灌区最东沿的地窝子群，再往外走三里地，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
何望舒从卡车上爬下来的时候，腿已经麻得不会走路了。
何望舒第一次住进地窝子，是到达后的第二天。
地窝子是一种半埋在地下的土屋，先在平地上挖下去一人多深的方坑，坑沿垒半截土墙，顶上架红柳枝和芦苇把子，再铺上干草、压上厚土。
从远处看，只露出几截烟囱和一排低矮的窗洞，像荒原上偶然拱起的土丘。若是没人在外头走动，你从它旁边走过去，都未必知道脚下就住着人。
她跟着队伍走了二十里沙路，鞋底灌满细沙，每走一步都磨着脚掌。
脚后跟磨破了，血和沙子黏在一起，每踩下去都像踩在一把针尖上。
前面的人停下来，说到了。
她抬头，只看见一片平坦的灰黄，直到有人掀开一块油布帘子，露出黑漆漆的洞口，她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说的“营房”。
“下来吧，小心碰头。”
洞里比想象中宽敞，能容七八张铺板，中间挖下去一尺，算是走道。
何望舒踩着木梯下去，脚底触到夯实过的土面。
凉，硬，带着一股陈年的土腥气，还有隐隐的潮——不是江南那种水汽充沛的潮，是土地被压得太紧之后反渗出来的那种潮，混着红柳根和干芦苇的气味。
角落里有人点亮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