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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潮湿的平原，后是越来越干的北方。
过了兰州，窗外的颜色便渐渐黄了，山脊变得赤裸，戈壁一点点铺展开来，像谁把大地上的绿毡子一点点抽走了。
进疆时，列车员挨个查票，又看了她的分配介绍信，红章落下去，像盖下一个命运的戳记。
她把介绍信收好，那上面贴着她的黑白照片，梳着两条辫子，眼神直直地望着镜头。
等她真正回到乌鲁木齐，已经是四天三夜之后的事了。
研究所在乌鲁木齐。
院子里种着杨树，也种着些常见的灌木。
看上去安静，甚至有些书卷气，可真正走进去，才知道里头的人常年不是在实验室里，就是在野外点上。
桌上摊的不是样品袋，就是风沙线图；墙上挂的不是照片，就是剖面图和植被分布图。
办公桌是木制油漆桌，绿漆掉了几块，露出底下的木头；铁皮书柜里塞着图纸；电话是拨盘式的，转起来咔嗒咔嗒响，那电话轻易不动，只有急事才摇。
她被分到的组，正好做干旱区植被、土壤与防护林方面的调查研究。
陆冬梅现在的身份是实习研究员，本科毕业刚进所，从最低的台阶走起。
报到那天，带她去宿舍的老同志走在前头，边走边问她：“从哪儿来的？”
“麦盖提。”
那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倒像有些意外：“哦，南疆风口上长大的？”
陆冬梅笑了一下：“算是。”
老同志点点头，没再多问。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回来得对。”
陆冬梅应了一声。
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把前十几年生活和后四年读书都接起来的地方。
陆冬梅第一次见到郭耀，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
那时她刚进所没多久，跟着课题组去南疆做一条线上的调查。
要看的不只是树，还得看地、看水、看盐碱、看渠系。
因为越是走得多，她越明白，治沙从来不是单靠一排树、一片草方格就能成的事。
树种得活，得有水；水进得来，还得排得出；排不出去，地返碱，树照样死。
调查组到阿克苏附近一处灌区时，正赶上一段支渠改线。
现场站着几个搞水利的年轻人，图纸压在一块木板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其中一个人蹲在渠边，拿树枝在地上画高差和走向，边画边和旁边人说话。
那人就是郭耀，大家叫他郭技术员。
他二十五岁，大专毕业，在兵团水利系统干了快三年，职称是助理工程师。
个子高，肩膀宽，生得浓眉大眼，皮肤叫日头和风磨得微黑。
说话不快，也不抢。
衣兜里插着一支铅笔，袖口沾着些灰白色的水泥粉和黄土，裤脚上还有下渠时蹭上的泥。
最让人先记住的，不是长相，而是他看图、看水路时那股专注劲，像周围再多的人和风声，都跟他没关系。
那天的问题，出在一片外围防护林的补水上。
原先大家都觉得是“水不够”，可郭耀蹲在渠边看了一阵，却说：“不是不够，是走丢了。”
旁边有人没听懂：“啥意思？”
他拿树枝在地上划了几道：“主渠水进来没问题，问题出在这两段。渠底高差不对，前头跑得快，后头吃不上；还有这边，地势低，春灌一来，排不出去，盐又返上来。光想着引水进来不行。”
陆冬梅站在一旁，听得很认真。
她在学校里学过风沙区防护林，也学过灌溉与土壤的关系，可课本上的东西和眼前这一段老渠、一片返碱地、一圈半死不活的树苗一对上，才真正有了落脚的地方。
会后，她主动过去问他：“你是一直在做灌区外围这片林带的配套水利？”
郭耀抬头看了她一眼，点点头：“算是。哪儿缺水，哪儿跑水，哪儿积水，都是一条线上牵着。”
“我是研究所过来的，”陆冬梅说，“做干旱区植被和防护林调查。实习研究员。”
“我知道。”郭耀看了一眼她手里的记录本，“上午就看见你们了。”
他说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看树，我们看水，其实是一回事。”
陆冬梅听了，笑了。那是她和他说的第一句真正接上的话：“本来就是一回事。”
后来他们接触渐渐多起来，并不是谁有意往前凑，而是工作一层层把人往一起推。
陆冬梅所在的组，经常要下点看外围林带的立地条件、土壤盐分、树种适应性；郭耀则跟着兵团水利系统的人，在不同农场和灌区看渠线、闸口、排碱沟和春灌计划。
有时一片地今天林业这边看，明天水利那边看；有时开协调会，一头说树，一头说水——毕竟，树和水总是连在一起的。
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