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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吴军就一直在打电话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大数据，但警察要想查清一个人的档案还是能做到的，尤其是在这种大案要案的前提下。
刘玉梅的档案背景直到快到后半夜的时候才彻底提炼，吴军甚至把电话打到了刘玉梅老家，经过多方核实和确认，基本可以确定，有跪坐特征的死者就是刘玉梅。
平江县局的办公楼像是二十年后互联网公司的写字楼般华灯璀璨。
吴军手里攥着档案袋，一进会议室的大门，就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拍。
“都精神精神！”吴军的大嗓门在会议室里炸开，“案情分析会，现在开始。”
白板上的三个红圈还在，但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新贴上去的一张照片上。那是从刘玉梅暂住证上翻拍下来的黑白照片。
“刘玉梅，女，五十八岁，外来务工人员。”
任帅钦站在白板前，用笔在照片旁重重地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算是咱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突破，三袋尸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其中一袋属于谁了。”
“只要有了身份，就能她的查社会关系；有了她的社会关系，运气好就能摸出矛盾点；有了矛盾点，嫌疑人就跑不了。”
这是一套标准的刑侦逻辑。在没有监控天眼、没有DNA大数据的年代，这套“从人到案”的逻辑是刑警们最依仗的武器。
但就目前警方掌握的信息而言，会议室里的气氛却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逐渐凝重起来。
“各位，虽然我们找到了刘玉梅，但情况可能没那么乐观。”李建军翻开笔记本，眉头拧成了川字，
“干净，太干净了。”
李建军叹了口气：“这女人就像是活在真空里一样。她在平江三年，除了那个雇主陈老板，几乎没有社交。不打牌，不跳舞，不乱搞男女关系，甚至连个能说得上话的邻居都没有。”
“经济方面呢？”吴军你调查了吗？
“一穷二白。”李建军摊手，“她那点工资，除了吃饭，全花在那个收养的孩子身上了。存折我也让人查了，上面就三百多块钱。图财？根本没财可图。”
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所有人都盯着白板上刘玉梅的照片，感到一种无处着力的挫败感。
这就是刑侦工作中最怕遇到的情况，被害人是一张白纸。没有仇家，没有巨额财产，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
一个老实巴交、一心向佛、相依为命抚养弃婴的苦命女人，谁会处心积虑地把她杀了，还要残忍地分尸？
江源坐在角落里，手里转着一支钢笔，目光有些发散。
他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前世在公安大学进修时，一位老教授讲过的一堂犯罪心理学课。
那位头发花白的教授曾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谋杀是社会关系的极端破裂。
为了让大家更通俗易懂的理解这段话，这位教授甚至还搬出了自己写了一篇C刊论文。
通过对建国以来数千起命案的分析，这位教授得出一个结论：纯粹的、无差别的随机杀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极低。
绝大多数命案，背后都藏着具体的动机——或为情，或为财，或为仇。
哪怕是看似疯狂的变态杀人，其背后也往往有着特定的心理投射和选人逻辑。
江源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刘玉梅的照片上。
既然排除情杀、仇杀、财杀，那么刘玉梅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凶手下手的？
她的社会关系网简单得就像一张白纸，但在这张白纸上，却有一个墨点异常醒目。
那个孩子。
安安。
“会不会……是冲着那个女孩来的？”
江源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却显得格外清晰。
众人的目光瞬间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吴军夹着烟的手指一顿，眼神锐利地看过来：“详细说说。”
江源放下钢笔，坐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思路：“各位领导，如果我们将刘玉梅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确实不具备被害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把她和那个叫安安的女孩看作一个整体呢？”
“你们从招贤寺带回来的笔录我看了，招贤寺的慧明住持说过，这孩子是刘玉梅捡来的，患有血管瘤。但这只是刘玉梅的一面之词。”
江源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在刘玉梅名字旁边，写下了“安安”两个字，然后画了一个问号。
“这个孩子的来历，真的像刘玉梅说的那么简单吗？真的是被人遗弃的吗？还是说，这孩子背后牵扯到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刘玉梅这三年，每周日雷打不动去招贤寺，表面是礼佛，实际上是在照顾寄养在那里的孩子。”
“如果凶手的目标其实是孩子，或者凶手通过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