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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国民党东路军在抚河会战。
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央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红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红军收复黎川。
10月6日，东方红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大部歼灭后，于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堡垒据守，东方红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
13日，“围剿”国民党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红军被迫撤出战斗。
10月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18日，驻南城国民党军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
在此大规模围攻情况下，教员朱德被剥夺红军军事指挥权，临时军事领导人王明博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主张在根据地外与敌人决战，导致红军连续作战两个月却未能打破敌军封锁，反而陷入被动。
1933年6月临时中央博古李德又提出“分兵作战”方针，分散兵力导致战略被动；后期又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战术，进一步加剧战局恶化。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战术，依托坚固阵地逐步推进；中央苏区经济、物资供应困难，盐铁极缺，外部封锁导致补给线断裂
1933年10月，博古李德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
1933年10月22日，红军以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
10月28日，中央红军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央红军军委又令红7军团深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
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
1933年11月12日红3军团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红军中央军主力于15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
11月17～19日在云盖山、大雄关与“围剿”军5个师激战，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
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教员提议，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直接威胁南京，不可能实现！
中共临时中央军事领导人博古李德拒绝教员的正确建议，坚持关门主义，没有和第19路军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反对蒋介石，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1933年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推进。
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博古李德仍然要求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
从1934年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
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