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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苏区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准备转移，中央红军前去会师争取落脚四川的计划落空。据此分析，中央红军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区会师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
敢问路在何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放弃遵义，全军从元厚和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和叙永地区。川军刘湘部在长江南岸严密布防，红军主力北渡长江计划受阻，尾随的国民党各路大军纷纷向川南围拢，企图将中央红军主力围歼在古蔺地区。面对各路敌军重兵围剿，中央红军主力果断放弃北渡长江。
当各路敌军主力被吸引到川南古蔺地区，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攻，占领桐梓和娄山关，又重新夺回遵义城，歼灭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和8个团。
遵义城被中央红军重新夺回后，蒋又调遣各路大军从川南古蔺向黔北遵义围拢。各路大军扑来，中央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连夜第三次抢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地区，摆出将全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架势。蒋又就近调兵遣将回防川南，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国民党重兵集结川南时，中央红军又突然秘密掉头，根本就没打算北渡长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二十章：长征(第2/2页)
赤水河北岸是四川川南，南岸是贵州黔北，渡过一条河就横跨两省，教员领导3万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牵引敌军疲惫尾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中央红军逐渐发现：贵州省本地军阀战斗力明显低于桂军湘军，兵力人数又明显少于川军，且贵州多山，几乎没有平原盆地，容易隐蔽，适合步兵双腿小路灵活转移。
在贵州境内活动，风险较小。
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又从川南，出其不意趁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境内，并派红军一部去佯攻兵力空虚的贵州省省会贵阳，蒋立刻急调云南滇军入黔救助贵阳。
云南滇军被调动后，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向云南急进，假装威逼云南省会昆明。入黔的滇军发现中央红军跑了，正向昆明急进，就回防昆明。势单力薄的中央红军秉承绝不攻占省会城市的现实原则，快速掉头绕过昆明，向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急进。
1935年4月29日，3万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口，巧妙渡过金沙江，向川西转移，终于跳出国民党军三十几万大军在川黔滇交界边区的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也减员几千人，2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15日从四川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
金沙江北上四川必须渡过另一条湍急的大河：大渡河。
蒋命令中央军薛岳和川军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和谐共存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四川彝族区，1935年5月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就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大渡河安顺场。
5月26日，教员和朱老总终于抵达大渡河河畔安顺场。
正逢涨水期，大渡河水急，渡船又少，面对大部队缓慢的渡河速度和敌人迫在眉睫的威胁，当年石达开的悲剧可能将重演。教员当机立断：让两岸部队沿河迅速北上，目标直指百公里外的泸定桥，且必须在两天内抵达，飞夺泸定桥。
飞夺百里之外的泸定桥，此刻已不再仅仅是一场战斗，而是中央红军能否摆脱“石达开第二”安顺场悲惨命运的寄托，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一战。
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也是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耽误战机，被清军围剿全歼。
作为左纵队先锋的红四团，肩负了飞夺泸定桥的重任。团长杨成武和政委黄开湘率领部队，沿着大渡河西岸急行军。途中曾因选择崎岖山路而减缓速度，但时间紧迫，战士们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脚，踩着漆黑的夜色，顶着疲惫与伤痛，爆发出了超乎寻常的毅力，一个昼夜疾行了120公里，最终在5月29日清晨抵达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这座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由13根冰冷的铁索连接而成，是扼守川康通道的重要枢纽。
黄开湘与杨成武对夺桥战役进行了详细部署。下午4时左右，伴随着嘹亮的号角声，红四团的轻重火力全开，如狂风骤雨般压制着东岸守军。杨成武从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们在连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东岸密集的机枪扫射，率先踏上晃动的铁索桥。三连的战士们则紧随其后，奋力铺设着桥板。
此处是原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的地盘，刘心里复杂，考虑较多，他知道泸定桥对维系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