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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传之子孙。”
章越心知吕惠卿向自己索要墨宝，这也是一张护身符。
章越不置可否而是道：“持正走了，如今我只有吉甫你这位故人了，好自保重。”
说完章越目送吕惠卿上了马车离去。
数日后吕惠卿面见天子，论熙宁时执政旧事，自承当初在手实法等事上办得颇为激进，这件事上办得不妥。
天子宽慰了吕惠卿一番，仍留任其河东路经略使一职。
吕惠卿返回河东数日后。
得了吕惠卿提供的罪状后，朱光庭上疏弹劾邓绾，邓绾则再贬，并剥去待制之职。
随即章越赠了吕惠卿一副字，命人送至太原。
上书‘成事不说，遂事不谏’。
落款上写着‘章越赠吾兄吉甫’。
数日后吕嘉问回朝出任工部尚书。
吕嘉问与吕公著有隙。当初叛出吕家门墙投靠王安石，被吕公著列为‘家贼’。
章越其实知道此事另有隐情，世家之事不可将鸡蛋放一个篮子。他章家不也是如此。
让吕嘉问回朝既是对付吕公著，同时也是留一个底线。
没错，吕公著是君子，还是章越姻亲，如今却是章越政敌。
但朝堂上斗争这事从不管你是不是君子小人，到底是不是姻亲。
……
元祐三年的省试取进士六百零八人。
这是宋朝开科举后取士最多的一年。
经过太学的‘以义取士’后的元祐新臣，逐步进行官场换血，将‘嘉祐熙宁元丰’旧臣全部换上新鲜血液。
章越本打算将权知贡举之职授予苏轼。他看重苏轼，希望他能如嘉祐二年榜时欧阳修知贡举那般，也选出一科千年一遇的人才。
但苏轼则一直反对从熙宁一直以来的经义取士，而是坚持以文章诗词取士。
章越知道苏轼始终反感‘经义取士’之物，认为王安石搞出这一套来简直是祸国殃民。苏轼当年就对章越说过，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实源出于王氏。
王氏之文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苏轼的话永远是那么一针见血，章越感觉好像唐宋八大家后，文学水平确实下降了一个档次。这方面似乎明清以程朱理学取士的八股文，要背不少的锅。
苏轼坚决向章越反对，并表示若不改作文章取士，他便不出任这一次的知贡举。
苏轼认为章越会如以往那般向他妥协。
哪知这一次章越见说服不了苏轼便作罢，决定另选他人。
另一时空历史上这一次科举，苏轼处境却很为难。虽说如苏轼之意以文章取士，但因旧党内部倾轧，朔党和洛党一直攻讦苏轼，所以苏轼连自己的得意门生李廌也不敢录取。
最后导致了李廌一生没有为官。
苏轼既是推辞，而苏辙，程颢则分别兼着礼部尚书和太学祭酒的职务，无法主持科举。
所以章越决定用蔡卞出任权知贡举，这也是为蔡卞以后铺路。
事实上章越选择蔡卞作为替手，陈瓘，曾布皆颇有异议，甚至连亲兄弟蔡京也不支持。
蔡京想单干，独挑大梁。而对于蔡京，章越就是没办法不喜欢这个人。
而这一次省试所取六百零八人中，太学出身或地方州县出身的学子则有三百八十八名，这人数远远胜过章越当年科举时，也胜过熙宁元丰任何一个时期。
明朝的‘科举必由学校’也是如此。
汉唐朝廷皆倚重士族，故有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而宋起开始逐步纳入寒门进入统治阶级。
而到了明清时，贫民初步进入流动。
明清科举很少有‘在野’的读书人考取进士。除了官学，章越也支持民间办学，以书院的形式考取，当然书院必须先经过朝廷的认可。
在过去一年内，因‘考成法’不称职职丢官或致仕的官员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人，之后再上报尚书省又审一遍，最后才减至七十余人，科举扩招也是需要人来填补所缺。
每逢科举，必有事发生。
元丰八年省试，蔡卞为同知贡举结果因考场着火，差点被罢。当时除了蔡卞，蔡确心腹何正臣是知贡举，那场火被新党怀疑是旧党故意放了的，要倒新党的台。
同样这次省试落榜之人大肆抨击，认为朝廷过于倚重于太学。
这背后也是新党旧党中失意之人在兴风作浪。不过这样不实言论过了一阵就平息了。
省试之后，蔡卞在省试中的出题《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也在官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一策论题目，章越是非常明白了。
蔡卞不愧懂得自己心意，恰如其分地言明章越主动收服汉唐旧疆，开拓进取，则促进对内变法之义。
那么法家拂士是何人？
也是一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