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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的。”
王家川直视对方，眼神没有躲闪，
“早上不到7点，山顶起风，云层压得很低，比预计的快。
我通过对讲机联系山下营地，确认雨带提前了。
当时学习组坐的是县文化站借调的一辆金杯面包车，
车况我清楚，不是越野底盘，制动也一般。
我下令学习组立即返程，不要等雨下来。
杨科长带队，按原路下山。”
“当时为什么没安排越野车送？”
“安排过。”
王家川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指节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强调一个被忽略的细节，
“我让他们坐县里的两辆越野车先撤，但杨科长说，金杯上放了学习组的设备和资料，还有黄老的几块标本箱，越野车装不下。
他坚持坐金杯，说‘就几里山路，快点开，二十分钟就到营地’。
我……”
王家川停了一秒，喉结极轻地滚动了一下，
“我在这件事上妥协了。
我应该强制他们换乘越野车，设备可以后送。
这是我的判断失误，我认。”
周正和李鸣对视了一眼。
刘培的笔在纸上沙沙地记。
周正翻了一页卷宗，语气更重了一分：
“金杯在距山脚不到两公里处抛锚，爆胎，传动轴断裂。
之后杨科长组织人员徒步下山，选择了河谷路线，遭遇突发泥石流，造成两人死亡、八人重伤、七人失踪。
作为现场总指挥，你在车辆抛锚后，有没有对徒步路线进行修正？
有没有组织接应？”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桌面上。
王家川的肩线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瞬，但声音依旧稳：
“车辆抛锚的消息，是联络员——通过对讲机报上来的，时间是8点左右。
当时雨已经下大了，但泥石流还没有下来。
我接到报告后，第一反应是让搜救一组从东侧崖壁下去接应，但那一组当时正在转移一名孕妇，距离太远，短时间内下不去。
我第二反应是通过对讲机联系杨科长，让他带队走山脊线，不要走河谷。”
“他听了吗？”
“杨科长在对讲机里说，河谷路线近，雨太大，同志们想尽快到山脚。我……”
王家川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沉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暗色，
“我没能说服他。我在对讲机里喊了三遍'走山脊'，但现场雨声太大，信号也断断续续。等我再抓起对讲机，已经……”
他没说下去。
会议室里静了足足五秒钟。
周正缓缓开口：
“也就是说，在车辆抛锚、人员徒步的关键节点上，
你作为现场职务最高的指挥员，虽然下达了指令，
但没能确保指令被执行，也没能组织有效接应。”
“是。”
王家川点头，语气里没有推脱，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坦然，
“指令出了，但没落地，等于没出。
现场几百号人，分散在三个作业面，我的注意力被多重任务撕扯，在那一时刻，对学习组的关注不够。
这是我的失职，不找借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忽然抬眼，看向周正，眼神里多了一丝锋芒，不是对抗，而是一种不容回避的清明：
“但是周组长，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
当时下令让学习组返程，是基于‘抢在暴雨前撤到安全区’的判断，这个判断本身没有错。
车辆抛锚是机械故障，属于意外；
杨科长选择河谷路线，是他作为现场带队人的即时决策，我虽不同意，但隔着一座山、一场暴雨，我鞭长莫及。
如果组织要追责，决策责任、领导责任，我王家川一肩挑。
但我不接受‘明知有灾、故意带人涉险’这种定性，因为事实不是那样。
我们是去抢早维护文物，是按规定报批、在窗口期内作业；
返程是应对天气突变的紧急处置，不是盲目冒险。”
这番话不卑不亢，字字落在实处。
周正看着他，目光里第一次有了些微的波动，
“最后问你一句。”
周正合上卷宗，声音缓了一分，
“两条人命，八个重伤，社会影响极坏。
如果组织给你处分，你怎么想？”
王家川慢慢坐直了身子，他三十五岁，从考上基层科员到现在，十二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踩出来的。
王家川他太知道此刻该说什么，也知道什么不能说。
“处分，我认。”
他开口，声音不高，
“我是现场第一指挥，部里带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