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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东睁开眼时，第一眼看见的，是桌上那张已经按好红手印的纸。
纸张又黄又薄，右上角被煤油灯熏得泛着黑，最上面三个字却写得格外清楚——认罪书。
“卫东，别愣着了，把手印按了。”
说话的人坐在炕沿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袄，嘴里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出周大山那张阴沉得吓人的脸。
周卫东没有动。
他只是盯着桌上的认罪书，耳边嗡嗡作响。
屋外北风刮过窗缝，破旧窗纸被吹得啪啪作响。炕角堆着两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墙上挂着一本已经撕掉大半的1978年挂历，旁边还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红纸标语。
1978年。
十二月。
周卫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背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油污，可那双手却年轻、结实，没有后来被机器轧断小指留下的伤疤。
他又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没有胡茬，没有那道从眉骨一直拉到鼻梁的疤。
一股凉意从后背猛地蹿了上来。
他回来了。
回到了四十八年前。
更准确地说，回到了他这一辈子命运彻底拐弯的那一天。
上一世，就是今天晚上，父亲周大山把这张认罪书摆在他面前，让他承认前天夜里偷开生产队拖拉机、撞伤县粮站职工赵国良的人是他。
实际上开拖拉机的，是他亲弟弟周卫民。
周卫民为了讨好准岳父一家，私自把生产队的东方红拖拉机开出去，往镇上拉了两趟煤。
回来的时候天黑路滑，这小子又喝了半斤高粱烧，在东河桥拐弯处把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的赵国良撞进了沟里。
人撞成重伤，肋骨断了四根，脑袋磕在石头上，到现在还没醒。
更要命的是，周卫民当时根本没停。
直接跑了。
生产队第二天早上一查，拖拉机前面的铁皮瘪进去一块，地上还有血，事情根本压不住。
县公安来人调查的时候，周大山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周卫东顶罪。
理由也很简单。
周卫东二十四岁，没媳妇，没有正式工作，就是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一把劳力。
可周卫民不一样。
他二十一岁，刚托关系拿到了县农机厂的临时招工名额，过完年就能进城，而且已经跟隔壁公社供销社主任的闺女定了亲。
一句话——周卫民“前途好”。
至于周卫东？
在周大山和母亲刘桂芝嘴里，他是哥哥。
哥哥吃点亏怎么了？
哥哥替弟弟坐几年牢怎么了？
一家人，总得保一个有出息的。
上一世的自己竟然真的信了。
他记得母亲那天跪在地上哭，抱着他的大腿说：“卫东，你弟不能进去啊，他一进去，这辈子就毁了。你皮实，进去几年出来还能娶媳妇，妈求求你了。”
弟弟也哭着说以后给他养老。
父亲更是拍着胸口保证：“只要你把这事扛下来，家里的房子有你一间，卫民以后挣工资，每月给你十块钱。”
于是他按下了那个手印。
后来赵国良伤重去世。
事情一下子从撞伤人变成了撞死人，而且还有肇事逃逸、私自动用集体财产这些问题。
他被判了八年。
八年后，1986年，他回到青山村。
父亲死了。
母亲跟弟弟住进了县城。
老宅卖了。
弟弟早就成了农机厂正式工，后来还当了车间副主任。
至于当初答应给他的房子、钱，统统没影。
最可笑的是，周卫民看见他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哥，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你总不能让我养你一辈子吧？”
周卫东后来才知道，那八年里，还有一个人等过他。
林晚秋。
可他当时一身烂泥，连自己都顾不上，更别提去找她。
等他终于缓过劲来的时候，林晚秋已经去了南方。
此后二十多年，再没见过。
想到这里，周卫东慢慢攥紧拳头。
指甲陷进肉里。
疼。
是真的。
不是临死前做的一场梦。
“卫东！”
周大山突然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声音一下高了起来：“老子跟你说话呢！发什么呆？赶紧按手印，派出所的人一会儿就来了！”
旁边的刘桂芝也急得直抹眼泪。
“儿啊，你就帮你弟这一回吧。”
“卫民工作都定下来了，人家姑娘那边也说了，过了年就结婚。现在要是让公安抓走，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说完，她又往角落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