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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 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 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