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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灵感应一样，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以对答的方式提到：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因为这文章的缘故，加上周树人本人拥有的医学专业背景，人类行为学研究中心干脆正式向周树人发出邀请函，想聘请他作为研究员。
且不说“人类行为学研究中心”四处招兵买马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的更深层次讨论就逐渐浮现出来。原本很多人的凭经验认为“人是天生不同的”，现在逐渐有了更多的物质研究基础。托了人民党内部对科学的宽容风气与制度，有些同志干脆就提出了“自我改造的主动性”问题。
人民党党员都经过考验，或者说物以类聚，这帮人都是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性，若是简单的把这些人的主动性等同于所有人都有这种强烈的主动性，明显是不科学的认知。
如果进行涉及面相当狭窄的推断，就有了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过程带来的是“基于不同利益追求的成功率极大提升”，那么实事求是本身是否就成了一种成功学？这岂不是成了倒果为因么？
同样，如果以世界本质进行讨论的话，社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怎么促进人类“向前进”？如果有人觉得能够接受自己所处的情况，那么怎么对待这些人。
最关键的是，有人提出了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对“统治阶级”以及“统治者”进行明确定义。这无疑是打开了一扇极为麻烦的大门。
与这些人的理论狂飙造成的思想混乱相比，长江舰队政委那点子烦恼根本不算什么。作为总政委的何足道本人甚至不能简单的把这些思想研究推给党口的同志，毕竟思想工作实践层面上，政委们责无旁贷。
很多革命理念坚定的同志都认为，革命要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所以万一理论部门整出一个“人生来就完全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出来，那后果完全是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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