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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了他十年——想起来都会心跳的浪漫。但是绢姨你呢？但愿你十年之后风韵犹存。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戒烟，戒酒，戒情人，那时候的你应该看上去不太憔悴。也但愿你的“奔驰”还能一如现在般忠诚。你们大人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仔细想想也许每个女孩都经历过一个只有当初的自己才认为“可歌可泣”的年代。乳房猝不及防的刺痛，刚开始不久的每个月小腹的酸痛，还有心里想起某个人时暖暖的钝痛。碰巧这三种痛同时发生，便以为自己成了世界头号伤心人。有点决绝，有点勇敢地准备好了在爱情这个战场捐躯——以纯洁、纯情和纯真的名义。殊不知所谓“纯洁”是一样很可疑的东西，要么很廉价，要么很容易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廉价。可我义无反顾地掉进去了。世界运转如常，没有什么因为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的恋情而改变，除了她自己。她开始莫名其妙地担心自己的头发是不是被刚才那阵风吹乱了。万一吹乱了，而她在这个时候突然在街上撞见谭斐怎么办？尽管她自己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喜欢上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概率在千分之一以内的事情，所以恋爱中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相信“偶然”。我不知道照这样推理下去，是不是可以得出恋爱中的人都有变成“守株待兔”里的主人公的可能的结论。
可是我还是不敢嘲笑爱情。因为种种症状都淡忘了之后，我画的画却依然留着。那个时候我和姐姐的房间分开了，我自己有了一间大约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我开始失眠，在凌晨两点钟的黑夜的水底静静地呼吸，闭上眼睛，就看见微笑着的谭斐，或者不笑的。身体在每一寸新鲜的想念中渐渐往下沉，沉成了黑夜这条温暖的母亲河底的松散而干净的沙，散乱在枕上的头发成了没有声音却有生命的水草。突然间我坐起来，打开了灯。我开始画画。不画那些让人发疯的石膏像，我画我的爱情。当我想起星期五就要到了、谭斐就要来了的时候，我就大块地涂抹绿色，比柳树的绿深一点，但又比湖泊的绿浅一点，那是我精心调出来的最爱的绿色；当我想起绢姨望着谭斐微笑的眼睛，我就往画布上摔打比可口可乐易拉罐暗一点，但又比刚刚流出来的血亮一点的红。我画我做过的梦，也画别人给我讲过的梦；我画我想象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满鲜花的阳台——月光流畅得像被下弦月这只刀片挑开的动脉里流出的血，我也画我自己的身体，赤裸着游泳的自己，游泳池蓝得让人伤心，像一池子的化学试验室里的硫酸铜溶液，也像一只受伤的鸟清澈而无辜的眼神。清晨的时候我困倦地清洗着花花绿绿的胳膊，心里有一种刚刚玩完“激流勇进”或者是“过山车”的快乐。
后来有一天，老师看过了我的画之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点头。
他笑了，他说：“有一张真像契里科。”
我问：“老师，契里科是谁？”
他又笑了，对我说：“安琪，请你爸爸或者妈妈方便的时候来一趟，记住了。”
我想我是在喜欢上谭斐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地爱着画画。就在那些失眠的深夜里，一开始是为了抗拒以我十四岁的生命承担起来太重了的想念，到后来不是了，我的灵魂好像找到了一个喷涌的出口以及理由。我一直都不太爱说话，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想要倾诉，我在调色板面前甚至变得絮絮叨叨，急切地想要抓住每一分哪怕是转瞬即逝的颤抖。我变得任性，变得固执，也变得快乐，我心甘情愿地趴在课桌上酣睡，我高兴地从几何老师手里接过打满红叉的试卷。谁也休想阻止我在黑夜里飞翔，更何况是这落满灰尘的生活，休想。
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秘密，就是我的同桌——刘宇翔。他望着政治课上伏在桌上半睡半醒的我，做痛惜状地摇头：“唉，恋爱中的女人哪——疯了。”那个时候刘宇翔成了我的画的第一读者。我想那是因为我还是需要倾诉的，他正好又离我最近。他总是夸张地问我：“你白痴吧你，你不知道什么叫‘红配绿，狗臭屁’？你大小姐还他妈专门弄出来一天的红再加一地的绿——不过，”他正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一画，操，还真是蛮好看的。”其实他是一个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的人，因为他总是说我的画“蛮好看的”，不像我的那些一起学画的同学，他们总是有点惊讶地说：“林安琪你真酷。”虽然刘宇翔说话满口的脏字，虽然他是个今年已经十七岁的“万年留级生”，可我还是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可以讲些秘密的朋友。那个年龄的女孩子是最需要朋友的，但是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理睬我。当然我也懒得理她们，刘宇翔最好，他愿意听我讲谭斐，听我讲那些谭斐和绢姨之间似有若无的微妙，然后评论一句：“cao！”
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依然无法忘记那些日子里干净而激烈的颜色。生活中的我和一种名叫“堕落”的东西巧妙地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