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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夸家世有多么显赫，背景有多么强硬。
奉旨在洛阳挂榜招贤，有一女未嫁，想在众多才子之中选了佳婿，并交待中试举子都要参谒他的太尉府，方才允许注。
由此，一个霸道专横，凭借皇上恩宠便大肆利用职权营私的权臣形象跃然纸上。
当李益被饮点为状元后，他不但没有给李益安排一个能施展抱负，建功报国的差事，反而忌恨李益没有趋府报到，而上奏把李益派到边陲之地当参军。
他得知李益在望京楼前的题诗时，为了招李益为婿，先把李益调到自己分管的孟门任参军，如若李益不从，便以其诗为借口，告李益怨谤朝廷——一副心胸狭隘，阴险卑鄙的嘴脸跃然于纸上。
他设宴试探李益口风，并告诫李益不妨另结高门，“可为进身之路”遭拒绝后又想方设法问离李益和霍小玉，仍欲招李益为婿。
导致李霍二人因误会而承受巨大的痛苦，如此无耻之人居然深得皇宠，可见整个官场的黑暗腐败。
书中虽然卢太尉出场不多，但是整个剧中都笼罩着他带来的翻云覆雨，一手遮天的阴霾。
汤显祖在《紫钗记》中着意刻画卢太尉这个反面典型形象，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或许跟他的亲身经历有关，他尖锐地抨击了日益腐朽的大明王朝的黑暗官场和不顾人民死活，作威作福的当道官员。
以及以三纲五常为幌子实行禁锢统治的国家机器，这比起唐传奇中指斥封建门阀制度和婚姻观念以及个人性格导致悲剧的主旨而言，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
还有就是创新了黄衫客的形象，此人虽然沿袭了唐传奇的形象，但是地位显着提升。
唐传奇中的黄衫客直至小说进入高潮时才出场，把李益送到了霍小玉府上，但未能改变悲剧的结局。
而在《紫钗记》中，他是李益和霍小玉爱情，姻缘的见证者和促成者，是贯穿整个戏剧的纽带。
在李益和霍小玉首次相见的的时候，黄衫客的出场给上元灯节带来了一股豪侠之气。
包括清代梁廷楠的《曲话》第三卷指出：“《紫钗记》最得手处，在观灯时即出黄衫客，下文‟剑合自不觉唐突。”
像是第十出，李益和霍小玉议定婚期，尚缺人马凑热闹，于是求韦，崔二生到黄衫客家商借，戏中虽然黄衫客没有直接出场，但已显露出他左右逢源的影响力。
正是由于他出借的人马给李益充了门面，婚事办得更加气派。
以及第四十八出，黄衫客在酒馆喝酒，恰遇崔，韦谋划让李益和小玉见面之事。
他请名姬侑酒，来的是鲍四娘，两人谈及李，霍之事，黄衫客大感不平，决意拔刀相助。
其时卢太尉气焰嚣张，背后又有大靠山，要战胜他，对黄衫客的能力刻画就要远远突破唐人小说的局限。
在最后几出戏中，汤显祖笔下的黄衫客依靠他的超凡智慧运筹帷幄，扳倒了卢太尉，促使李益和霍小玉两人的爱情有了完满的结局。
因此徐朔方指出：“悲剧之所以变成喜剧，他是决定性的力量。”
这也是汤显祖浪漫主义思想的体现，也是人民反抗恶势力，追求个性自由的代表。
将黄衫客从唐人小说中的陪衬人物提升为李霍姻缘由悲变喜的决定力量，足见汤显祖在他身上着力之深，隐约可见儒家推崇的“狂狷之士”的痕迹。
当然，在他身上也恰好反映了汤显祖的思想局限性，黄衫客毕竟是靠宫廷的力量解决了矛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靠人民的力量。
总之，《紫钗记》忠实地继承了唐传奇原着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将剧中人物形象置于明代生活的大时代背景下加以改造和创新，尽管还有某些欠缺之处，比如说戏文还稍嫌裱艳等，但毕竟比较成熟。
它忠实地体现了汤显祖戏剧创作思想的精华。
即人性的回归，对欲望的肯定和对个性的尊重，大家觉得呢，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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