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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4.重返仕途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严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世宗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
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明孝宗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
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5.与夏言的斗争
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热衷于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这个夏言也非等闲人物，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