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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