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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我们都不敢发言了。你哪怕对我们虚伪地笑一下呢。但他已经以这种面目在世界上固定下来，我们只好以这种面目来确定他和我们世界的关系了。看他的面容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我们只有通融和撤退我们自己了。如果他是俺孬舅，他就是希特勒；如果他是小刘儿，他就是一个把小说当作哲学来写的人，一步步指出我们活得不对；如果他是冯·大美眼，她就是令我们望而生畏的冷面美人──让我们感到这样不好接近，如果到了床上怎么办呢？于是我们一哄而逃，留下他（她）自己在床上解决自己的同题──事后我们才明白，表面特别深沉和深刻的男女，原来都是一些自渎特别严重的人。问题是你们的自渎并不是我们造成的，你们为什么在面上老跟我们过不去呢？过去俺孬舅当秘书长时，每当他一脸深刻把西服换成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们在台下就心里打鼓：我们哪点又做得不对了？是左了还是右了？是上了还是下了？还是昨晚我们出牌又惹老人家生气了？──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不是同性关系而是异性关系的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当时以为是我们出了错，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原来仅仅是因为昨晚上俺舅又没好气地自渎了一把。世界上吊日之后，孩子们都成了碎片，一切都轻松了，一次我和俺舅在我们村西的土岗上翻跟头和拿大顶这时大家都克服了同性关系的目光以后，我又想起几朝几代之前的一个芝麻细节，又拿出他以前在异性关系时代的中山装事件请教他，这时他似乎把这个事情忘记了，他想了想说：
「当年还有这种事吗？」
又对我发生了怀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家都无觉无关系了，你还提过去的关系──不管是异性关系或同性关系都一样──的事干什么？什么用意？什么目的？难道又要复辟不成？」
接着又严肃上了，绷紧着脸皮，咕碌着眼珠；令人感到更加可笑的是，他接着不由自主地又要回家换中山装，把我吓了一跳。不该问的事情，就是过了多少年还是不问为好。最后还是俺舅发现了自己的失态，憋住要发的气，也是为了解嘲，莞尔一笑地说了句实话：「是的，那时一换中山装，肯定就是先天晚上出了事。」
从此以后，我再见到一脸严肃的男女和狗，就从心里不害怕他们了，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自己没有弄好──当然了，谁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能弄好呢？谁没有一个穿中山装的时候呢？何况这个时候认识到也已经晚了，这是已经是孩子们和碎片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无觉无性了。已经不存在昨天晚上了。看到自己对于时间认识得这么愚钝，尽落后时代认识些过时和没用的东西，心里倒也一声喟叹。所以当我还处在同性关系时代接到女兔唇和卡尔·莫勒丽的结婚请帖时，我也就像接到希特勒、冷面的冯·大美眼和哲学的小刘儿的请帖一样，马上就感到周身寒彻。这些夜晚的自渎者，他们自己自轻自贱还不够，临死还要拉上几个垫背的，还要给人下请柬。你是去呢还是不去？给「她」们买不买衣帽和新的棉袄呢？拿着新衣去的时候是个人，出来的时候就是条狗，或者就像牛根哥哥一样，根本就不让你出来了，你说可怕不可怕？如果同性关系都是这样搞法，一步步都这么充满恐怖，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时倒是俺的孬舅──到底以前是政治家，对一切事情都能看得开，都能站到高处，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我的看法与你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同性关系搞得才有意思。就像我过去搞政治一样，如果一切风平浪静，你坐在这船上还有什么意思呢？你的才能还怎么显示出来呢？正是大风大浪，才好锻炼人；正是一团乱麻和一团迷雾之中，人们才需要你指明方向。这才是许多政治家世界上没事他也要找事的根本原因。不然不就闲得发慌和闲得蛋疼了吗？（俺舅说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和如梦方醒；但我又问：「你说的当然有道理，但当年你在台上的时候，我见你不是挺怕大风大浪的吗？」这个时候俺孬舅倒有些不好意思。但他还是有些政治家的手段呀，他对击中要害的问题，也就避重就轻不提了，接着又照他的话语氛围和意思说了下去。）政治是这样，搞其它（记着，这个念tuo，俺舅说。）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满腔义愤和仇恨当然也就是满腔幸福地活着，不是挺有滋有味和不平淡的吗？否则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和意义了吗？如果你想平淡也不是不可以，那你就成了猪蛋和牛根；当你成了一条狗和一只猪，你不就平淡了吗？你愿意平淡吗？你愿意变狗和变猪吗？」
我慌忙答：
「舅舅，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以后再也不说恐怖了，我不愿意变狗和变猪；正是因为害怕变这个，我才不敢去参加女兔唇和莫勒丽的婚礼；问题的可怕和辩证法在于，你去参加婚礼有可能变成狗和猪，但你不去参加婚礼留下来平淡和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