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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个小曲不够条件，让他在外边他四处乱窜。最后大家只好把他当成一条家里养的杂毛狗，现在老了，看它一辈子看门护院的辛苦，我们不好杀它就是了。但这条老狗，反过来又把这当成了倚老卖老的资本，把我们当成了软弱可欺，继续在那里编他的莲花落。这莲花落积得多了，久而久之，又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诗人，还要自费出两本诗集。他的这一举动，倒是气坏了欧洲教授刘全玉。对他内容的反动和低级趣味，刘全玉和故乡人民一样不屑一顾，只是在这形式上，未免和刘全玉在欧洲课堂上讲的《最后的离别》有似曾相识之处，这让刘教授受不了。刘教授气愤地说：诗歌的名声，就是让这些人给糟踏了。他那能叫诗吗？他写的那些东西，能和我的《最后的离别》相提并论吗？但令人可气的是，在人们的眼光里，他和我一样，反正都是个诗人；岂不知诗人和诗人之间，差别大着呢；诗和诗之间，差别也大着呢。就像球星和球员、明星和戏子、伟大作家和一般作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他写的那些破烂玩意，也就是用来一时解气，不会有任何流传价值；他顶多算个民间俚语和流言蜚语的收集者，我怎么能和这种人共同聚集在一杆诗歌的大旗下呢？羞煞我和我的先人。我明确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要他要我，要顺口溜还是要《最后的离别》，你们自己选择吧！说到这里，刘教授用拐棍捣着地，从白镜片后鼓着金鱼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们。弄得我们也有些惊惶失措。县官韩是我们的乡亲不错，但我们现在的县官都管他不住，我们能奈他何？老刘，就算了，咱们这个故乡，你发小时候，没有发迹的时候，不也在这里呆过？什么情况你知道；一条发了失心疯的杂毛老狗──老人，无聊编些莲花落，虽然违反了你们诗歌界的规矩，但我们也就是顺便听上两耳朵，怎么能和您的《最后的离别》相提并论呢？你倒是原谅他也罢。我们呢，今后也劝一劝他，不让他再继续创作和收集就是了；以前收集和创作的，也少唱少念就是了。这样好说歹说，才把刘教授给劝了回去。但县官韩并不以我们背后给他做了这么多工作才没有使他遭殃为念，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创作和朗诵他的诗歌。浑身在集市上滚得越来越脏。最后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文人无德和魏晋的名士风度。吃一个面包，弄得浑身是渣；吃一顿饭，弄得衣裳前襟上汤汤水水的一片油污。吃过喝过，仍在那里编曲儿。这下我们就没办法了。他陷在他毫无希望的诗歌创造中不能自拔。这时我们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他只是作为一个老人堕落，我们可以不管不问；现在他由一个堕落老人，又堕落成了一个无聊文人，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老人堕落只是堕落个人，诗歌堕落可要影响一代人；虽然我们的祖先也有这种先例，混不成贵族，就堕落成了无聊文人，有的还堕落得特别好，特别伤心，由此写出了千古绝唱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县官韩不是这种情况，他从贵族的队伍中堕落出来，不但堕落了人品，莲花落写的和收集的也不怎么样──俺姥爷刘全玉教授都说不好，难道还不应该定论吗？他能给我们孩子留下什么？于是我们准备给他来一个整体和理性评价，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今后我们看他，就不再从他这个人出发，而可以省心地从一个固定的概念出发，盖棺论定和一棒子打死，顶多在评价世界上另一个败类时，拿他做一个譬喻罢了──从此他成了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和比喻，对于他活生生的人生来说。也是一种折磨呢。他今后努力不努力都是白搭。他以变化开始，最后以我们给他一个不变化的概念和评价为终，最后把他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现时的官员听到这个建议也很兴奋，说：这样处理好，也是给社会除了一害呢。接着提出要求，评价和定论的时候，能不能简明扼要，用一两个字，最多不要超过三个字，不浪费那么多口舌──像他的莲花落一样，就把他盖棺论定，一棒打死──琅琅上口，才好普及；同时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到我们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重视，我们心情一时激动，就大包大搅地给应承下来。但真到总结和评价县官韩时，又让我们犯了愁。他这个人也不太好总结呢。他这个人看起来简单，其实翻翻他的花花肠子，他的历史也挺复杂呢。有了评价大家省心，但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也颇费思量呢。「休辞辛苦。」欧洲教授刘全玉听说这件事，也从欧洲打来电报鼓励和要求我们。但我们评来评去，没有结果。不是低了，就是高了；不是深了，就是浅了；不是左了，就是右了；再不就是一切倒是全面了，但又面面俱到，超过了三个字，不符领导要求也不利于没文化的村民烂记于心；也有提炼出三个字的，但往往不是太雅，就是太下作，和关系扯到了一起──我们这些村民无所谓，但欧洲教授会怎么想呢？像女地包天那样的窈窕淑女，见面能不能叫出口呢？别人